文革“草包司令”吴法宪

囚徒竞写回忆录

文革过后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在文革中被迫害高官鲜写记事，而曾经的“害人者”多数亲撰或由人代撰回忆录，他们都坐过十几年牢，都试图用文字为自己辩解，湔洗强加于身的污名。

不过，尽管传主的命运类似，但立场各不相同，对事件的表述也大异其趣：戚本禹不为自己羁狱喊冤，继续为毛和江青辩护，为文革叫好；陈伯达认识到文革的疯狂，主动承担罪责，亦不改对毛的效忠；徐景贤按中共的定论评说，但仍掩饰不了曾为四人帮集团一员的立场，轻批江青、张春桥等人，重责林彪集团的人事；而林彪干将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因冤情最深，反省也最彻底，他们如实揭示“毛文革”的责任及林彪事件的实情，客观臧否毛、林、周等大人物，是文革“野史”中最珍贵的证言。遗憾的是，正如他们三人在法庭上为维护毛、周及中共的形象，忍辱负重甘受不白之冤，邱会作和李作鹏还在回忆录末尾表白永远终于毛终于党。唯有吴法宪不同于他的愚忠、死忠于毛的战友难友，对毛的作为进行了辛辣的批判，他的回忆录便有了与众不同的力度。

“草包司令”不草包

文革前，军人很少出现在政治前台，吴法宪也不例外，尽管他一九五七年就任空军政委，六五年转任空军司令，但直到六九在“九大”当上政治局委员才为民众熟知。不幸，吴法宪矮墩墩肥头大耳的形象在电视和报纸上一出现，就令人想到当红样板戏《沙家浜》中的“草包司令”胡传魁，“草包司令”帽子就附会到吴法宪头上。

不过，吴法宪虽凭林彪提携爬到高位，但强将手下无弱兵，他绝不是草包无能之辈。当时，吴法宪出任负责军队日常事务的军委办事组副组长（相当于文革前的军委副秘书长）兼副总参谋长，“九大”会期，周恩来当秘书长，吴法宪是副秘书长，都不是随便胡混的要职。“九大”后林彪军人集团和江青文人集团因政见不同产生分歧，九届二中全会前为召开四届人大成立修宪小组，组员吴法宪、李作鹏及陈伯达与康生、张春桥分成两派，在是否设国家主席和天才论等问题上，吴法宪和康生、张春桥争锋相对地激辩。毛因此把吴法宪当靶子重手敲打，迫他没完没了地写检查，以警示林彪，直至毛、林决裂闹出“九一三”事件，他跟着受无妄之灾成为阶下囚。

几经炼狱的吴法宪终于大彻大悟，对自己身处其中的历史变局有了新的认识。

反驳起诉他的不实之词

吴法宪在回忆录中坦诚检讨，曾追随上峰参与打倒贺龙和罗瑞卿活动；错误地批判过朱德、李先念；为讨好叶群提拔重用林立果，甚至说出林立果“在空军可以调动一切，可以指挥一切”的过头话。同时，也逐条反驳了起诉他的不实之词，并为林彪的一些罪名辩诬——

他申辩，他参加的军委办事组是隶属毛和中央的机构，不是反革命集团，不存在“参与林彪夺取最高权力的活动”，林彪是党章既定的接班人，也无篡权的必要；“不设国家副主席，林彪同志往哪里摆？”是汪东兴在庐山对江西省革委主任程世清讲的，不能栽赃于叶群；毛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时说，“我们国内有人反对和你们谈判，这个人（林彪）现在见上帝去了”，事实是林彪认同毛的对美政策，而且早年就反对出兵朝鲜对抗美国，说林彪反对中美关系改善是莫须有；“九一三事件”后，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说林彪、吴法宪等人发动了一次未遂的反革命政变，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又说庐山会议是林彪等人和康生、江青一伙的“狗咬狗”斗争，“都是（中央）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任意下的结论。

他尤其不满中央在公审中定的基调，“不能说牵连到我们的都是‘反革命罪’，牵连到毛主席的都是‘失误’，牵连到周恩来的就都是‘违心的’，为什么在这里就不讲‘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呢？”

毫不留情地痛批毛泽东

最难能可贵的是，吴法宪不为尊者讳，对毛进行尖锐的批判——

毛泽东的“我的一张大字报”，“由五十多天前派工作组的矛盾开始，一直扯到了一九六二年、一九六四年，新帐、老帐一起算，公开提出了中央存在两个司令部的观点，全文不过二百多字，可实实在在是字字千钧，哪个能担待得起呀！”

毛对陈伯达“一有了不同意见，一有了错误，就说人家‘三十年没有很好地合作’。既然是这样，那为什么要把陈伯达一直留在身边，而且一直提到中央常委成为党内第四号人物呢？”毛忘了，两次出访苏联都是陈伯达陪同，四清的《二十三条》、文革的《五一六通知》等都是毛委托陈伯达搞的。如今“把陈伯达打入十八层地狱，对彭德怀、刘少奇都是如此。真是伴君如伴虎，让人心寒哪！”

吴法宪等人包括林彪听信汪东兴的话，以为毛和江青完全是两回事。一次，吴法宪、黄永胜等人向毛告江青专横跋扈的御状，毛敷衍一番后叮嘱他们“一定不要告诉江青，另一方面自己又向江青通风报信。”他终于明白，江青为何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甚至能命令周恩来，就因为毛是江青后台。“九大”后，林彪的威望越来越高，江青按毛的意图开始把矛头指向了林彪。他看了毛南巡谈话“才相信了，就是没有‘九一三事件’，毛泽东也是决心要在九届三中全会上把我们彻底拿掉的。”“谁能想到，毛泽东这么快就想把林彪拿掉，真是让人寒心哪！”

吴法宪最愤愤不平的是，就在毛南巡找人说林彪和他们的坏话时，他和李作鹏正奉周恩来之命不得不去照顾江青游玩。他责问，毛不停地宣讲，“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毛自己不按正常途径开会讨论问题，“却跑到下面去煽风点火，”“他自己这样做光明正大吗？”他在庐山会议后三次求见毛都遭拒绝，毛却说“他们不来找我，我还是要去找他们。”

吴法宪如梦方醒地说，几十年来，他对毛无限崇敬，把毛看作真理、正义的化身，但看了毛如此言行不一的讲话，毛的光辉形象在他心中瓦解了。

要做一个老百姓而不得

一九八一年，吴法宪被判处十七年徒刑不久就被保外就医。出狱后，他住普通民房，周围邻居照旧尊敬他帮助他，让他感到温暖和安慰。吴法宪那样的中共高干似乎只有在——早年打天下，如今遭囚禁的——困窘时才需要老百姓，才感念老百姓。而他从为之奋斗终生的党得到的依然是冷酷无情，他死后当局明令他的子女：不准发讣告设灵堂搞遗体告别等悼念活动，不准接受新闻媒体采访；不准称“同志”和“红军”••••••；他要做一个老百姓而不得，只能带着子女的挽联“只盼曲肠千日见清明”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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