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谁发动了国共内战

这是我们熟知的一段历史：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不顾人民亟需休养生息，热切期盼和平的愿望，公然撕平协定，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再一次把中国人民推向战争的苦难之中。

60多年过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尘烟在逐渐澄清，迷雾在逐渐拨开，真相也在不断地显露。但是关于谁是发动内战的罪魁祸首，“毛左”和“国粉”各执一词。遗憾的是，至少笔者目力所及，还没有看见一篇比较客观的、完全用事实来说话的文章。本文算是作一尝试。

1945年7月26日，在波茨坦会议上，美国总统杜鲁门、中华民国总统蒋中正、英国首相丘吉尔，以宣言形式发表了《波茨坦公告》（又称《波茨坦宣言》），敦促日本立即无条件投降，宣布了盟国占领日本后将实施的基本原则。

8月10日，日本政府电告瑞士和瑞典两个中立国，请两国转知中、美、英、苏四国政府，表达愿意无条件投降的愿望。8月14日，日本政府照会中、美、英、苏四国政府，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8月14日，蒋介石以电台广播的形式，公开发表了致毛泽东的赴渝谈判邀请电。蒋电称：“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8月16日，毛以朱德的名义复电蒋：“我代表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及二万万六千万人民，特向你提出下列的声明和要求……你及你的政府与其统帅部在接受日伪投降与缔结受降后的一切协定和条约时，我要求你事先和我们商量……因为你及你的政府为人民所不满，不能代表中国解放区及中国沦陷区的广大人民及一切真正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该电的核心便在于，公开向蒋提出：中国的两个区域（解放区及沦陷区）及其2.6亿人口由“我代表”，而蒋则“不能代表”。公开将中国的政治实体分为你我两个部分，等于否定了重庆政府的唯一合法地位。

朱电要求共六项，其中包括，重申中共有权根据《波茨坦公告》参加日军受降，重申废除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等等。同日，毛另以本人名义复电蒋：“朱德总司令本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也就是以答复并接受朱电要求作为赴渝的先决条件。由于朱电要求不可能为蒋接受，因此毛电实际上就是拒绝赴渝。

8月20日，蒋向毛发出第二份邀请电：“来电诵悉，期待正殷，而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朱总司令电称一节，似于现在受降程序未尽明了。查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分行各战区，均予依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自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朱总司令对于执行命令，往往未能贯彻，然事关对内妨碍犹小，今于盟军所已规定者亦倡异议，则对我国家与军人之人格将置于何地。”“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

说到盟军，这里有些背景需要交代。在日本传出投降消息之后，为统一协调处理日军投降事宜，美、苏、英、中四国随即决定设立远东盟军总部。8月12日，麦克阿瑟出任远东盟军最高统帅。盟军总部规定：“在中国（满洲除外）、台湾，以及北纬十六度以北之法属越南境内之日本高级将领，及所有陆海空军及附属部队应向蒋委员长投降。”满洲除外，是因该地区为苏军作战区域。8月14日，重庆政府和莫斯科签署《中苏条约》，“苏联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双方还就东北的各项事宜达成了广泛的协议，这些协议等于表明，苏联将在苏军撤离东北后，把东北交给条约的缔约方——重庆政府。

盟军的受降规定与《中苏条约》的签署，对于国共政争最大的意义在于，重庆政府的唯一合法地位得到国际社会的再度确认，中共所力争的两个政治实体的诉求，实际上被国际社会所否决，从法理上来说，中共已不可能与重庆政府具有同等的合法地位。

蒋介石关于盟军规定的披露，成为中国政局的转折点。8月22日，毛向蒋发出第二份复电，全文如下：“从中央社二十日新闻电中得读先生复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晋谒，到后希予接洽为恳。”
毛二次复电的核心在于，不再提任何先决条件。毛电中最有实质意义的两个字是：“晋谒”。这是一个稍微有点知识的中国人都能够会意的词语，而对蒋的称呼，毛也由前电的“你”，改称“先生”。短短不到十天时间，中共对自己定位的变化不可谓不快。

8月23日，蒋第三次致电毛，内称：“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
8月24日，毛第三次复电蒋：“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
然而仅仅时隔一天，即8月25日，毛致电魏德迈将军（时任中国战区美军司令兼中国战区最高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表示：“鄙人及周恩来将军可以偕赫尔利大使（时任美驻华大使）同机飞渝，往应蒋委员长之约。”为何突改行程呢，因为蒋已三邀，根据中国约定俗成的惯例，三邀是一个上限，至少在台面上，蒋已经仁至义尽，很难说还会有四邀了。

8月28日，毛泽东一行飞抵重庆。10月11日，毛飞返延安。
关于这43天的谈判过程，此处不再赘述，只说结果。10月10日，双方代表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此即通常所称“双十协定”。从标题来看，双方被确定为政府与政党两种地位，因而也不具有“两党”的对等地位。

会谈纪要共十二项，基本上就是围绕中共所提十一项会谈条款，阐述双方的一致与不一致。由于双方实际上都采取了“政治从宽，军事从严”的会谈方针，这一点也充分体现在纪要上。纪要中双方的一致之处，大多表现在政治姿态方面，而不一致之处，则大多体现为军事实体方面。

其实最重要的两个问题，解放区问题和军队问题，实质上是同一个问题，即军政合一问题。关于中共军队数额，中共表示在若干条件下可编为24个师，至少20个师。国民党方面则表示在若干条件下，可以考虑20个师。关于军队驻地，中共提出军队必须驻解放区，解放区由中共方面担任地方行政首长，或者由当地人民进行选举，再由政府任命，由于中共主导选举，实际上也就是中共方面担任地方行政首长，从而实现军政合一。

中共的主张被国民党指为“裂土封侯”。但国民党的立场最后还是有了松动，提出省政府和县政府互相承认。省政府指国民党，县政府指解放区，所谓“省与县互相承认”就是要求县政府（解放区）承认省政府（国民党）的管辖权。后来国民党又提出“凡中共统治地区如数县连成一片者，即可由中共推荐行政督察专员”。也就是在某些地区，解放区的行政单位可以由县级提升至地区专署一级。

经过几番争论，解放区的行政单位到底是县、地区专署或者为省，最终还没有一个结论。体现在纪要上，就是双方各自阐述不同观点，没有定论，也没有一个倾向性意见，仅载明将该问题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解放区问题的暂维现状，意味着国民党所力争的政令统一，实际上毫无所获。

笔者之所以费这么大笔墨，介绍日本投降前后的历史背景，以及重庆谈判前毛蒋之间的往来电稿等，是因为任何事情都是在一定的环境中发生的，了解这些内容及当时的内外环境，有助于读者作出客观判断。下面进入正题：
其实在日本投降之前，中共和重庆政府就各自在为战后进行战略布局。毛甚至早在1942年7月9日，就已经致电刘少奇，就战后的战略布局提出构想，所以战后国共发生冲突并不奇怪。从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到当年年底，国共之间发生大的军事冲突共有五次，分别是上党战役、平绥战役、津浦战役、平汉战役和山海关战斗。本文主要介绍前两个战役。

一、上党战役。这次战役发生在山西省上党地区（今长治市）境内，是战后国共发生的首次军事冲突，成为第二次国共内战的序曲。
1945年8月下旬，在华日军按照盟军总部的命令，向国民政府投降，阎锡山部队第十九军史泽波率4个师准备在山西上党地区接受日军投降。但该地区恰好位于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太行分区与太岳分区两区之间，态势孤立。8月26日，中共中央军委要求太行军区应即集结主力，“收复上党全区，采取一切有效手段彻底消灭伪顽，逼敌投降”。31日再度指示刘伯承和邓小平：“阎部一万六千占我长治周围六城，乃心腹之患，必须坚决彻底全部歼灭之。”

据此，刘邓部署了对上党地区作战行动。9月10日，中共晋冀鲁豫军区出动太行、太岳、冀南3个纵队攻击阎锡山控制的各个城镇，不出10天，攻克大部分据点。20日，第十九军被围困于长治，史泽波固守待援。阎锡山得知长治被围，一方面给史泽波鼓气告其“上党必争，潞安必守，援军必到，叛军必败”，另一方面调集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率领第二十三军和第八十三军驰援长治。中共采取围城打援的办法，在白晋线设伏，将支援长治的彭部包围在了屯留北部山地。10月5日，援军被全歼，彭毓斌战死。阎锡山见援军失败，急令史泽波突围。10月8日，史泽波率部突围南逃，12日，在沁水以东被共军拦截消灭，史泽波被俘。

据中共记载，在上党的整个战役中，中共共歼敌第十九军、二十三军、八十三军等11个师约3.5万人，俘敌将官27名，缴获山炮24门、轻重机枪2000余挺、长短枪1.6万余支。不仅解除了晋冀鲁豫解放区的直接威胁，而且因为正值和谈期间，有力地配合了重庆谈判，实现了中共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的预期目的。

有一个细节，上党战役共军所耗弹药主要来自国军。抗战时期，卫立煌将军和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见面时，赠送给八路军数千万发子弹。据时任晋冀鲁豫军区后勤部长的周文龙回忆，“这批子弹一直安全地保存下来了，直到这次上党战役与平汉战役，才使用这批子弹”。

二、平绥战役。10月15日，也就是毛泽东从重庆返回延安的第五天，刘少奇致电各中央局：“对于经平汉、津浦、同蒲、正太和平绥等路前进之国民党军队，必须坚决加以打击和阻止。因此，目前华北、华中解放区作战的重心应放在铁路线上，作战的主要目的是消灭和阻止北进之顽军。”次日，毛致电晋察冀、晋绥等中央局：“即将开始的平绥战役，关系我党在北方的地位及争取全国和平局面，极为重大。”组织是役的目的在于，打开与东北的交通联系，毛电指出：傅作义部“积极准备攻击张垣，企图切断我东北、华北、西北之通路。故此次平绥战役，系为收复失地打开交通路而战”。

10月18日，聂荣臻、贺龙率晋察冀、晋绥两军区对傅作义部展开攻击，傅部全线西撤，退守归绥（今呼和浩特）和包头。

10月24日，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发表了著名的致毛泽东电。傅称中共军队10万之众，于当月16日集中晋北、绥东，并于17日向阳高等地进攻。傅表示：“余敢负责声明，余绝对未奉到蒋委员长攻击贵方军队之命令”。“一俟此次战事告一段落，余决辞去所有军职及绥远主席职务，以明此心。尔后贵方军队如再进迫，忍无可忍、让无可让之时，发生战事，则内战全部责任应由贵方担负，尚望先生慎以自处。”

该通电发表之后，傅作义的老友徐永昌（时任国民政府军委会军令部长）在日记中称赞道：“足见宜生有识有为，数年来尽（竟）无一人敢明白宣布共党不是，此电发布于世，多数人心大快。”傅作义，字宜生。
10月30日到11月12日，聂荣臻、贺龙两部会师围攻归绥，傅军顽强抵抗，凭借堡垒固守。聂贺虽兵力占优，但却无法攻占归绥。11月9日，贺龙部转攻包头。由于侦察失误和指挥失当，包头也久攻不下。至12月中旬，天气寒冷，粮草缺乏，聂贺部队只好结束是役。

三、津浦战役。1945年10月，国军由徐州沿津浦铁路北上，接受日军投降。为截断津浦铁路，阻止国军北上，中共组织了津浦战役。战役于10月18日发起，1946年1月7日结束，中共控制了津浦铁路200余公里，歼敌2.8万余人，截断了国军北上通道。

四、平汉战役。在部署平绥、津浦战役的同时，延安同时部署了平汉战役。和津浦战役大体相似，国军根据盟军规定，沿平汉铁路北上接受日军投降。10月24日，晋冀鲁豫军区主力在邯郸以南，合围国军第三十军、四十军和新八军共7个师。10月30日，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部战场起义，其余各部被全歼。11月2日，平汉战役结束。
五、山海关战斗。11月15日，准备开进东北的国军杜聿明部，在山海关遭遇共军阻击，国军突破共军阻击，穿越山海关，攻占锦州。

在了解日本投降之后的1945年下半年国共几次主要军事冲突后，对于谁挑起了内战，谁打响了内战的第一枪，我想不需要再说什么了，每个读者都会有自己的判断。我想说的是，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对历史的尊重，才是对民族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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