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中國四大地主”之首劉文彩正名

劉小飛提供的劉文彩照片

為“中國四大地主”之首劉文彩正名

劉氏家族當時和後來的命運不管是怎樣，我都不否認是咎由自取,固然沒什麼可抱怨的，但是，作為影響中國半個世紀的歷史，我有責任把真相講出來，讓世人聽到。 —劉小飛(劉文彩之孫)

劉小飛：我要為“地主”爺爺劉文彩正名

來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馮翔

當年的地主小少爺劉小飛如今已為花甲老人，仍不知疲倦地為他的爺爺——“中國四大地主”之首劉文彩正名。

如果胸前再用掛繩繫上一個牌子，他就更像一個導遊了。小挎包，皮涼鞋，黝黑的皮膚和一副眼鏡。當然，滔滔不絕的口水和不時冒出的兩句髒話，著實讓他看起來不像一個65歲的老人。

“他們說，劉文彩在這間屋子裡玩女人，玩了七八百個，我聽了很自豪。要是那樣，我的基因可相當優秀了，不是偉哥，也是猛男……”

按照家譜，他的名字應該是“劉世飛”。只是恰逢山河變色、兵荒馬亂，家族文化上的這一點延續遂被斬斷，起了個很現代的“劉小飛”。若非如此，以爺爺最喜歡的“么娃娃”身份，他得到的將絕不只是一個名字而已。

他的爺爺（也就是他口中的劉文彩）生前積聚的財富，包括13所公館和一萬兩千多畝田產。其中一所公館便佔地28畝，擁有富麗堂皇的房屋一百多間。家族宗親包括兩個省主席，3個軍長，8個師長，15個旅長。

劉氏莊園的義工

甫一開口，“我是劉文彩的孫子”，劉小飛身邊很快就攏起一批遊客。 “平時看不到這個效果，他們互相對一下眼神，跟上他。

“‘西式客廳’和‘中式客廳’，這兩個客廳都是騙人的，假貨！”他指著公館入口處最近的兩個房間說。

“西式客廳，其實是我們家賬房先生薛副官的寢室。中式客廳，其實是四太太梁惠玲的寢室。這個房間更不是這樣……這是我的房間！當年，我是我爺爺最喜歡的么娃娃，誰敢跟我爭？”

他不斷地走，不斷地否定，語調激烈而憤懣。 “這對紅沙雅石缸，解說詞說這是劉文彩當年從宜賓公園偷運回來的。劉文彩的兩個兒子對我說過，這缸根本就不是我們家的。這張龍床也不是我爺爺的，其實是60年代找人打的，全是假的！”

“原先入口這裡擺著一輛福特車，說是我爺爺的。其實根本不是。他們把車擺在這裡，是為了掩蓋我爺爺修公路的功績。1992年，大邑縣搞過一次民意調查，誰是對大邑貢獻最大的人？結果是劉文彩。”

講完，他領著遊客往下一處走，途中經過一口井。 “這回他不能說是假的了，怎麼都是口井。”背後有人訕笑，他沒聽見。

劉小飛與爺爺劉文彩共處的時間，其實只有3個月。 1949年劉文彩病危，時年3歲的他被父母從成都帶回安仁這所公館。劉文彩捏了捏他的臉，問：這是哪個的娃子？旁人回答：是老二元華的娃娃。

3個月後，劉文彩病逝，山河變色，兵荒馬亂，一家人四處離散，安仁的公館被政府接手。他父親，劉文彩的次子劉元華是隨劉文輝起義的一名川軍少校營長，後來做了鐵路工人；母親建國後被內江隆昌縣的川慶鑽井公司錄用為職工。一家人都搬到了隆昌。初中畢業，劉小飛也做了川慶鑽井公司的一名工人，直到退休。

在劉文彩被千夫所指的年代，這次背井離鄉無疑是全家的一種幸運。

他的堂兄劉曉偉一家無法忍受鄉人的歧視逃亡新疆，結果包括兩個孩子在內，一家四口一夜間全部被人殺死。此案至今未破。劉小飛年輕時曾在幾百人的批斗大會上，跟罵他的人當場廝打起來，幾乎被人打死。回憶起當年的血氣之勇，他很後怕。

從上世紀90年代起，劉小飛開始自費調查劉文彩的生前身後事，造訪一個個當年的佃戶、長工和鄰居。他的“義務解說”，從這一時期開始。他頻繁地造訪這所博物館，從來沒有買過門票。

而今天的他，正在這所公館——今天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四川省大邑縣安仁鎮劉氏莊園博物館，做義工。每天向遊客講解，情緒激烈，樂此不疲。

水牢變身記

劉文彩這個名字，已經離21世紀的中國很遙遠了。

只有上點歲數的人，才知道他是川西赫赫有名的“教父”，大官僚、大​​商人和大地主。胞弟劉文輝是擁兵自重的軍閥、四川省主席，1949年起義，後擔任新中國的林業部部長；堂侄劉湘也是大軍閥兼抗日將領，國民陸軍一級上將。

更多上歲數的人則熟諳劉文彩的另一個身份——新中國建國後塑造的“四大地主”（劉文彩、週扒皮、南霸天、黃世仁）之首。

上世紀60年代，劉文彩的名字和兩個政治符號——“水牢”和“收租院”連在一起，不但聞名全國，而且走向世界。一位名叫冷月英的婦女借“水牢”之名，成為一顆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

成都出租車司機老舒已經是第10次以上來劉氏莊園紀念館，最早一次是1964年。那一年，他剛滿12歲，在四川省林業廳子弟小學讀書，隨全校師生來接受“階級鬥爭再教育”，正碰上冷月英的訴苦演說。

“冷月英那講的，慘哪！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說著說著就哭。”當年的小舒反應是義憤填膺。 “說她當年交不起租子，剛生過孩子就被劉文彩關進這個水牢，一連關了7天……”

他思想上的轉變源於上世紀90年代初。一次開車經過大邑，他又來參觀了。 “我一看，喲，水牢的解說詞兒不一樣了，就知道不對勁。”

“水牢”的解說詞是：“由於特定的歷史原因，1959年在室內安裝了囚人的鐵籠並放水，對外宣傳為‘水牢’。1988年恢復原狀（鴉片煙庫）。”

如今，這位曾經當過省勞動模範、縣政協副主席的婦女仍然歉歉地笑著，在牆上。博物館對她的介紹是：“在強調階級鬥爭的年代，冷月英的‘水牢經歷’曾產生過廣泛的社會影響。”

劉小飛的回應是：“不要臉！”

同時，他也不明確承認這裡是鴉片庫。 “可能吧……”

曾經在新疆的油田待過7年，他的普通話很標準，各種充滿動感的詞語不斷脫口而出。 “當年造出一個‘水牢’，又造了一個‘地牢’，就跟要給女人找個男人一樣……”

杜撰的收租院

與劉文彩的名字相連的另一個政治符號，也是劉氏莊園博物館展覽的重頭，無疑是四川美術學院幾位教師奉命創作於1965年的現代大型群體泥塑《收租院》。

它共分“交租、驗租、風谷、過鬥、算賬、逼租、怒火”7個部分，形象誇張且涇渭分明。正面角色——那些交租的農民表情或淒苦或義憤，反派角色則個個神色猙獰，如同美國恐怖片中受核污染的變異人類。這組泥塑誕生後，以其誇張的藝術表現力在世界範圍內引起轟動，多次出國展覽。

在《收租院》問世近半個世紀後的今天，劉家的人緣並不壞。從安仁鎮到劉氏莊園博物館的路上，一位姓王的“摩的”司機便對記者說，劉文彩這人給安仁鎮蓋了一所學校，也就是今天的安仁中學，還修了水壩，“挺不錯的”。並不像《收租院》中描述的那般兇殘可怕。

請一個朋友幫自己建了博客之後，劉小飛把近二十年來對劉家歷史的考證寫成兩篇文章，放到博客上：《收租院是怎樣編造出來的》、《這樣血腥的收租院能稱為藝術品嗎？ 》。他的考證無疑得不到官方支持。檔案文字一概看不到，他只能去訪問那些當事人，做口述歷史。

他想要的，是給爺爺乃至整個劉氏家族恢復名譽。但他知道，這不是一次兩次上訪便能解決。因此，他從來不去上訪，而是選擇了這種個人宣講的方式。

“我這麼多年來一直在搞調查，拜訪了多少當年我爺爺家的長工、佃戶，他們都講：當年去你家交公糧，桌子上擺著兩碗肥肥的肉，8個人到了就吃飯，吃得一嘴都是油。”劉小飛邊講，邊鼓動遊客們去看他的博客，那上面有他和長工們合影的照片。 “結果最後編他媽個X啥子《收租院》喲！”

說到最後一句粗話，他拔高了聲調，瞪大眼睛，面色也因憤怒而漲紅。遊客們面面相覷，顯然被嚇著了。

他的思想被禁錮在宣傳定勢裡

他年輕時也曾經交過女朋友，待談婚論嫁時，對方家庭一聽是“劉文彩的孫子”，無不避之如洪水猛獸。如今，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為祖先“正名”之中。這已經是他下半生的精神寄託。

為祖先正名的事業，劉氏的其他後人並不像劉小飛一樣感興趣，皆不參與。他多年來往返於隆昌縣和安仁鎮自費調查，靠的是自己一個月兩千多元的退休金。安仁鎮一位劉氏家族的後裔允許他住在自己家飯店的二層，免收費用。

同為劉氏家族之後，劉文輝的孫子，《人民中國》首席攝影記者劉世昭有不同看法。 “我爺爺當年的確是軍閥，也販鴉片。這都是歷史，該承認咱就承認。”

他認為，“正​​名”這件事急不得。 “咱們只能根據歷史進程，一步一步地走。”一位中國頂級大學的中文系主任說，自己幼時也看過《收租院》，並因劉氏後人的身份受過排擠。但他很客氣地請求記者不要把他的名字寫出來。

關於劉文彩的生前身後事，方家早有考證。作家胡平在其著作《戰爭狀態》中的論斷為：

“……他（劉文彩）在西康發動種煙，又長期武裝販運鴉片，大量聚斂錢財，以至於川南一帶’十室之中，必有煙館；三人行，必有癮客’；還有，他在川南稅捐總辦任上，稅捐項目達150多種，大肆搜刮民脂民膏……這哪一條，給百姓造成的巨痛和禍害，不比一個除了冷月英外再沒有找到第二個人關進去的’水牢’要嚴重得多呢？”

雜文家鄢烈山則寫道：“劉文彩聚斂財富主要靠的是槍桿子和印把子。我看給他定性‘大地主’，是只見果不見因，不僅膚淺，還美化了劉文彩。”

“聽他（劉小飛）這樣演說，我非常難受。”川慶井下公司的工程師劉濤（化名）說。

劉濤是劉小飛的同事，曾經來過大邑縣，親眼見過劉小飛情緒激動的義務講解。他回憶：早些年，常有剛畢業的同事打牌輸光了生活費，朝劉小飛借錢，無有不允。直到有一次，劉小飛被人借走了一萬五千塊錢，事後其人不認賬。 “他這個人比較善良，也很可交。”

“作為朋友，我不反對他的事業（指為劉文彩正名），但我更希望他能把晚年生活過好……你知道，他最後肯定是孤獨地死去。”劉濤說，多年來不斷有人給劉小飛介紹婚姻，劉小飛都拒絕了。他知道的至少有三四次。

他的朋友們不希望他這樣激烈的緣故是，替他的身體擔心。他有糖尿病，身體不佳，又是孤單單一個人。

博物館的名字換過多次。最初是上世紀50年代的“大邑地主莊園陳列館”，到“文革”時期是“大邑階級教育展覽館”，“文革”後改回“地主莊園陳列館”。 1996年，改成今​​天的“劉氏莊園博物館”。

劉小飛多年來的義務講解，或許也有其實地效用。福特轎車由莊園的參觀入口挪到了最後，標牌也不再標明是劉文彩所有。

重慶師範大學副教授譚松，是被“劉文彩的孫子”之名引來的又一個外人。從2008年起，他每年都來安仁鎮做民間調查，先後訪問了約三十名劉文彩當年的長工、佃戶和鄰居，得出的結論與胡平和鄢烈山等人基本一致。但他也不贊成劉小飛“義務宣講”的做法。 “這樣很容易跟博物館關係搞僵。”

劉小飛點評歷史的激烈態度和不時冒出的髒話，讓譚松更反感。作為一名文史研究者，他持這樣的觀點：歷史最忌諱感性。

“他的思想被禁錮在過去那種宣傳定勢裡了，非好即壞，非黑即白。”譚松說。 “你不能用‘文革’的語言去批判‘文革’，用紅衛兵的方法去對待紅衛兵。”

永不會使用的棺材

如今，劉氏家族的3位名人一起坐在莊園博物館的入口大廳裡，外貌光鮮，嘴角上揚。

博物館對3尊蠟像的身份註解很簡潔：劉湘是“抗日將領”，劉文輝是“共和國部長”，劉文彩是“莊園主人”。門口，小販們在賣著鳳凰衛視錄製的紀錄片《大地主劉文彩真相》，對劉小飛的採訪也在其中。

1966年4月22日，郭沫若參觀《收租院》之後，即興填了一首《水調歌頭》：“一入收租院，難忘階級仇。大邑土豪惡霸，暴發一家劉。水牢地牢連比，長槍短槍無數，隨意斷人頭。苦海窮人血，糧倉地主樓……”字幅被裝裱起來，掛在雕塑即將結束之處。

如今，這首詞只剩下最開始的兩句，“一入收租院，難忘階級仇”，後面的都不見了。但他的夫人於立群同時題的字還在：“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牢記階級仇，把階級鬥爭進行到底。”

雕塑展的最末端，掛著當年主持創作這組雕塑的溫江地委宣傳部長馬力的照片，但絲毫未提及他在“文革”中被打成走資派的經歷。

在館外，更完全嗅不到充滿政治鬥爭味道的語句了。博物館巨大的招貼畫上印的廣告詞是：“鑄就中國傳統地主莊園巔峰。穿越歷史馨香，百年神韻，風華如故。”還樹著一家樓盤的廣告：“續寫劉氏莊園百年傳奇。傳承人文精華，擷採光陰。”

展覽的最後一個部分是劉氏家族的棺材室。十幾口塗漆描花的棺材躺在一間屋子裡，標明這是劉文彩為自己及家人準備後事之用。其中還有一口屬於劉小飛的父親劉元華。作為劉文彩的兒子，這位88歲的老人熬過了“文革”中那段被批鬥、被毆打的日子，幾度自殺而未死，今天仍然健在。無疑，他將永遠不會享有這口棺材的使用權。

“有我的嗎？這個我真不知道。”劉小飛問。

中間演講者為劉小飛（李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