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的政治品格近百年来少有人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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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洋军阀都有哪些名将?他们可都是有故事的大人物… 

中国近代自袁世凯从孙中山手里接过临时大总统的印把子,到蒋介石领着国民革命军打到南京建立国民

政府,这十几年被称为北洋军阀时代。北洋军阀以及这个军阀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已经被妖魔化了,否则由五四运动所开启的新一轮改朝换代就无法成立。

但,事实绝非如此。现在,让我们重新审视一下那个时代吧。

一、军阀是爱国的

从未认贼做父并“一面倒”向外寇。袁世凯被官史骂为头号“卖国贼”,主要罪状是签了“21条”,但这个说法本身就成问题。“21条”是日本抛出的,袁一开始就坚决反对、竭力推拖,并积极鼓动国际社会进行调停。袁在第一时间就把消息捅给英、美等国驻华使馆,同时还不顾日人的威胁和阻挠,故意把消息“泄露”给中国记者。在中国社会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日本人陷入被动。在谈判桌上,袁世凯也当仁不让,对原则性的“第五号”条款坚持不答应,对其他条款也竭力抵制,不惜数次中断会议。由于西方各国袖手旁观,在日本“最后通牒”的逼迫下,在日本以出兵为要挟下,袁世凯最后不得以签订了条约,但实际内容已远远不足21条。

事实上,袁世凯不仅不是亲日派,而是与日本不共戴天的仇人。甲午战争前,就是他在朝鲜跟日本人打了两仗,而且都没吃亏,还占了上风。“21条”签订后,袁世凯痛哭失声,让全体官员和国民卧薪尝胆,誓与日本“十年后见”。有趣的是,梁启超、蔡锷等发动倒袁的“护国运动”,却得到日本的支持。日本本是一个君主立宪国家,他们为什么反对中国也实验君主立宪,那只有天知道了。袁世凯临终时,说的那句自己一死实“为日本去一大敌”,令人深思。看来,正因为袁世凯不甘做日本人的走狗,日本人才决定倒袁。

直系大将吴佩孚也非常爱国。他对皖系伸手接受日本人的援助很是看不上,直皖战争前他通电痛骂段祺瑞:佩孚等束发受书,尝闻大义,誓不与石敬瑭、张邦昌、刘豫、吴三桂共戴一天。吴兵败后,依附四川杨森。日人找到他,承诺贷款百万,赠枪十万支,帮他东山再起。吴却回答说:我曾有枪何止十万,有钱何止百万,尚且一败涂地,可见成败之机不在此处。若我果举外债,果引外援,何必今日。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中国人的事应该由中国自己解决,盛意所不敢承。

九一八事变后,吴佩孚曾到北京怒责张学良:“为何不打?”张说:“实力不足,打不过。”吴说:“现在我来了,实力就足了!军人最大的实力,便是一个死字!”官方史者将吴定为“英美派”,其实吴平生抱“三不主义”——“不住租界”、“不借外债”、“不讬庇外人”,至死不变。即没当过亲英美派,更没一面倒向日本或苏联。

直系干将,天津人曹锟,尽管总统是以贿成,但他在爱国问题上却从不含糊。1937年华北沦陷后,日本土肥原贤二想拉拢他成立傀儡政府。曹锟坚拒,而且怒了:俺就是天天喝粥,也不会给小鬼子做事!当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传来,他兴高采烈,连说:俺就不信,中国还打不过小日本!但随着战事不利,曹锟郁郁而逝。

1928年在北伐军的进攻下,张作霖节节败退。日本大使趁机威胁张签订《中日合资修筑吉会铁路合同》,并承诺可以帮助其阻止北伐军过黄河。张一听,气炸了肺,当即将手中的翡翠嘴旱烟袋摔断,大骂:我这臭皮囊就是不要了,也不能做这件叫我子子孙孙抬不起头来的事。说完即赶走日本大使。随即张遇害,临死前,张对夫人说:“我受伤太重了,恐怕不行啦!快告诉小六子(张学良)以国家为重,好好干吧!我这臭皮囊不算什么,叫小六子快回奉天。”

上面说的是北派军阀,其实大多数南派军阀也很爱国。陈炯明被广州国民政府打败后,蛰居香港,廉洁自持,不蓄私财,生活非常窘迫。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想拉他出山,他却反过来要求日人归还东三省。日人赠他8万元支票,他则在支票上打叉退还。1933年,他在贫病中死于香港。

二、军阀是爱民的

普遍具有高尚的政治理念,北洋军阀无不遵从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方向,鼓励、扶植、奖掖和保护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迅猛发展,出现了少有的黄金时代。再说小的,各路军阀无不知爱民。1926年,北京爆发了镇压请愿群众的三一八惨案,命令并不是执政段祺瑞下的。当他惊闻噩耗,立即赶到现场长跪不起,并做出“终身食素”的决定作为对自己的惩罚。后来他一生果然信守这一诺言。1936年夏天,他因贪吃西瓜导致腹泻,从此病痛不断。医生建议他开荤以增强体质,他却说:人可死,荤绝不可开!于是不治而死。

孙传芳虽然被国民政府骂为“残暴”,但他治理的南方五省却一片升平。他裁减赋税,善待农人,颇得时人爱戴。他还重用丁文江等学者,委以建设大上海的重任。后来乡绅主动进言,希望增加赋税以助军费,但他坚决不许。因此在他失败后,江浙老百姓无不感伤。再说吴佩孚。他做官几十年,统治过几省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军队,却没有丝毫私人积蓄,更没有治过田产,一贫如洗。对此,连中共元老董必武也赞叹不已。

在民国所有大大小小的军阀中,最高的高人其实当推阎锡山。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共拿下太原,他先后在袁世凯、中共、日本、伪军的联合夹击下,在山西整整稳坐了38年,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究其原因,是他治理山西不错,人民拥戴,无人可以厚着脸皮轻易取代他的位置。以至于在抗战胜利后,他的余脉傅作义部还把势力延伸至平津河北。在阎锡山的领导下,山西之治甲中国,三十年代曾被评为全国模范省,在全国的注册商标中,半数以上是山西商家的。

陈炯明虽然被国民党视为叛徒,但他其实有着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操守。他希望中国走联邦制的路子,认为“万国联邦”是进入“无国界,无种界,无人我界”的“大同世界”所必须经过的第一步。他也曾主张联省自治,各省有自己的宪法。可惜,这种声音早已被湮没在历史长河之中了。

三、军阀是老实的,普遍奉公守法

曹锟做过大总统,但是通过行贿得来的。在1923年那次选举中,一共有480名议员事先收了他的贿赂,大致每人5,000元,这些议员后来被称作“猪猡议员”。后来消息曝光,举国哗然,曹锟及其直系由盛转衰。但正如曹锟的部下王坦所说:“花钱买总统当,比之拿枪逼人选举的人强多了。”曹锟至少在选举程序上严格遵守了《临时约法》,也没有采取任何暴力手段,对某些拿了钱不投票的议员也未采取报复手段。因此,他实在算不上是最坏的。而那些拿着枪杆子去夺政权的人,仅仅因为嘴里高唱“革命”,就比贿选更能代表正义吗?天津有曹锟这样的实诚汉子感到骄傲!

四、军阀是有文化的,都尊师重教

先说大的,那就是北大了。北大是北洋军阀时代最大的骄傲。校长蔡元培,本是军阀们的死敌,是国民党人,但军阀们还是把他请来了。在军阀的眼皮底下,北大大摇大摆地施行“兼容并包”的方针,而那时的北洋军阀手里却没有什么真理,嘴里也没有什么统一的意识形态。而现在的北大呢?哈哈!别提了!那只是一个笑话!只出了一群张颐武和范跑跑。

说起尊师重教,最感人的首推四川军阀刘文辉了。1935年,40岁的刘文辉被大自己6岁的侄子刘湘逐出成都,落草雅安,出任西康建省委员会主任,1939年被国民政府任命为西康省主席。在这样一个荒蛮之地,在那样一个有枪就是王的年代,刘文辉却十分重视教育,把非常紧张的经费向教育倾斜。

在一次演讲中,他语重心长地对国立康定师范专科学校的学生们说:“你们这些学生,很有希望,很有前途,我们国家很需要你们,你们是我们国家的后起之秀。特别是我们这个康定、康巴地区文化素质比较差,希望你们,好好地学习,把你们的文化程度提高,把你们的知识提高,将来为这个康巴做点贡献。”为了表示对刘文辉的响应,当时的巴安县县长赵国泰就曾放下繁忙的公务,亲自到当地小学代课教书,当起了国语老师。他的行动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刘文辉治下的西康省,重视教育早已成为自上而下、实实在在的行动。

后来,摄影师孙明经在西康省考察时发现,当地的学校校舍大都宽敞明亮,学生衣着整齐,令人耳目一新。记者还来到了义敦县,看到一座用石头砌起来的低矮平房,破败不堪,由于年久失修,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不得不用树桩支撑起来。一看牌子才知道,这便是堂堂的西康省义敦县政府。然而,从县长平和的脸上丝毫看不出他的抱怨和不满。好奇的孙明经问县长:“为什么县政府的房子总是不如学校?”县长回答:“刘主席说了,如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在刘文辉的治理下,荒蛮的西康由边地变为腹地。这就是军阀时代的教育。

吴佩孚是有文化的,吴对周易等古代经典颇有研究,也写了不少专著,如:《春秋正识证释》、《易箴》、《日食参考说》、《循分新书》等,时称“儒帅”并不是溢美之词。吴与康有为、章太炎都交好,并说这两位高人死后,中国不再有文学之士了。他们俩弟子虽众,但都没有可以继承事业的了。有人问章太炎的弟子鲁迅怎么样,吴佩孚沉默半晌才说:“他是谁?没听说过。民国以来的书,俺是不读的。”不过后来倒是有人对鲁迅推崇备至,而却说康有为找不到大同的路。他自己找到了吗?周舆博客却认为,康圣人写出了《大同书》却秘不示人,比那个盲目自大的人高明了不知有几千万倍!

冯玉祥本是大老粗,但酷爱学习,也非常敬重文化人。军阀张敬尧在湖南惹了不少祸,后被湘人赶走,旧主不收,只好去投奔冯玉祥。冯玉祥叫人将他拿下,厉数其罪,然后拿出《新旧约》和《三民主义》两部巨著说:听说您有学问,我也不好加害于你。这样吧,你要是能够熟读两部书,俺也不难为你,便放你走。两个月后,冯玉祥前来“考试”,老张还真不含糊,当场居然真的背出了不少,冯玉祥一看,说声服了,立马放人。

曹锟也是个大老粗,但也推崇文化人和专家。他做大总统时,其亲信想让自己的人做驻英公使,于是对外交部长顾维钧施压。曹锟闻信后就把自己的亲信叫来痛斥:“老弟,你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外交?因为我们不懂外交,才请顾先生来作外交总长。顾先生对外交有经验,你们凭什么干预?”顾维钧在回忆录里由衷地写道:曹锟虽然从未受过学校教育,却是个天生的领袖。这就是传说中“万恶的”北洋军阀时代,但每每看到那些军阀的事迹,却总会涌起莫名的感动。

总之,那是一个多元的时代,那是一个自由的时代,那是一个以民为本的时代,那是一个百废俱兴的时代,那是一个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那是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那是一个崇尚文化和文明的时代,那是一个说真话的时代,那是一个不屈不挠的时代,那是一个可爱的时代,那是一个辉煌灿烂的时代,那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时代,那是一个中华即将获得振兴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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