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南嘉措是这座皇家寺庙惟一的活佛

呼和浩特作为一个地区，已经有长达50万年的历史。一个绵延不绝的记忆符号是大窑文化；呼和浩特作为一座城市，开始于大召寺的兴建。大召寺的山门下是呼和浩特的起点。先有召，后有城，决定了呼和浩特传统文化的特质。

明万历7年（公元1579年），蒙古土默特部首领阿拉坦汗始建大召寺，蒙古语为“伊克召”，汉语意为“大庙”。大召寺建成后，明神宗朱翊钧赐名为“弘慈寺”。如果呼和浩特作为一座城市的历史从那个时候算起，距今已经437年了。437年的历史并不算长，但这一段历史却是“敕勒川，阴山下”人类活动中最耀眼的一段。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家园，这是相对于游牧文明、农耕文明的巨大进步。据史料记载：明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阿拉坦汗和王妃三娘子开始主持修建一座名叫库库和屯（呼和浩特的不同译音）的城池。库库和屯城进人施工阶段后，王妃三娘子是主要的主持者。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城池建成，明朝庭赐名为归化城。这座城池模仿元大都样式修建。仅仅事隔4年，阿拉坦汗开始建大召寺。实际上，呼和浩特的建城史比建大召寺要早7年。呼和浩特作为一个城市的历史也不是437年，而是444年。这似乎与“先有召，后有城”的说法相悖，可谁让这座城市因“召”而闻名呢？其实，这也不算什么谬误。因为有了大召寺，呼和浩特就被注入了灵魂。“先有召，后有城”是心理时间的表述，437年是这座城市的文明史。

草原上崛起了一座城市，这座城市曾经被誉为“召城”。召城有幸在1586年迎请到了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这要归功于阿拉坦汗父子。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成为大召寺第一位（也是惟一的一位）活佛，这位活佛把藏传佛教格鲁派传播到了土默特地区。从那个时候起，大召寺在整个藏传佛教中获得了很高的地位。

当明朝成为历史的时候，大召寺和归化城并没有一起被湮没。

清太宗皇太极扩建了大召寺，并赐名“无量寺”。这个正式的名称一直沿用至今。而在民间，除了大召寺而外，人们还把这座寺庙称为“银佛寺”、“大乘法轮召”等。银佛寺是因大召寺供养着一尊全国最大的银制释迦牟尼佛祖像而得名。而大乘法轮召的得名则与阿拉坦汗和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之间的一段佳话有关。到了清代，续写这段佳话的是康熙皇帝。

那是318年前的一天，康熙皇帝来到大召寺拜佛许愿。我们换算出那是1698年，那一年，这位皇帝把大召寺钦定为家庙。这一年，绥远城的兴建或许已经在计划中了。呼和浩特新旧两城并列称雄的序幕正在渐次拉开。据史料记载：清雍正年间(1723—1735)，清王朝为巩固西北边防，在呼和浩特旧城东北2．5公里处另筑新城1座，驻屯满洲八旗官兵。雍正十三年(1735)动工兴建，乾隆四年(1739)建成，命名为绥远城。在清朝，大召寺享有特殊的尊宠：清政府为了管理全国的喇嘛教，在全国设立了5个喇嘛印物处。这5个印物处是北京雍和宫、山西五台山、沈阳小故宫、呼和浩特大召寺，另一处在今蒙古共和国乌兰巴托。大召寺作为5大印物处之一，在呼和浩特地区享有政教合一的权利。喇嘛印物处职位最高的掌印扎撒克达喇嘛不仅掌管87座寺庙的所有事物，还可以调动呼和浩特城的所有兵马。

然而，寺庙毕竟是寺庙。我们还是喜欢“银佛、壁画、龙雕”这大召寺三绝。作为皇家寺院，大召寺还享有在寺庙顶上铺设黄瓦的资格。可我们看到的却不是皇家的威仪，黄瓦还是祥和的色彩。我们更喜欢大召寺里的一帧匾额：便是西天。说不尽寺里庙外的故事，可我们更加关注大召寺与呼和浩特这座城市不解的情缘。阿拉坦汗夫妻、父子两代人，康熙皇帝祖孙三代苦心经营大召寺与呼和浩特新旧两城，除了积极务实的精神外，还体现出了高超的政治智慧。促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是留给我们的一笔一脉相承的财富。

今日的呼和浩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