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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揭迷!病毒的肆虐向人類敲醒了警钟!人類如何才能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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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气势汹汹的瘟疫爆发一个多月,在全球呈上升之势,危机当前,各国政府和民众不得不反思:病毒到底为何而来?它和共产党有什么关系?个人和国家又该如何趋吉避凶? 

大約20年前,時任中共國防部長遲浩田在一次對共產黨高層幹部內部祕密講話中,曾闡述了一項確保中共生存和復興的長期計劃。

他表示,有三個關鍵問題必須抓住:首先是生存空間問題,因為中國人口嚴重過剩,環境正在惡化。因此,第二個問題是,共產黨必須教育中國人民「走出去」。遲浩田的意思就是征服新的土地,在這些土地上,可以通過「殖民化」建立起「第二個中國」。但也由此產生了第三個重要問題:「美國問題」。

遲浩田當時警告說:「這聽上去似乎令人震驚,但是邏輯其實很簡單,」因為中共「與西方戰略利益存在根本性的衝突」。因此,美國絕不會允許中共奪取其它國家來建設第二個中國。所以美國阻礙了中共的計劃。

遲浩田對這個問題的解釋如下:「美國會允許我們獲得新的生存空間嗎? 首先,如果美國堅決阻止我們,我們就很難對台灣、越南、印度甚至日本做任何有意義的事情,那麼我們還能得到多少生存空間呢? 非常得微不足道!只有像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這樣的擁有廣闊的土地的國家才能滿足我們大規模殖民化的需求。」

他說:「我們不至於愚蠢到想通過核武與美國同歸於盡。」「只有使用能殺死許多人的非破壞性武器,我們才能把美國留給自己。」答案就在生物武器中。他還說:「當然,我們並沒有一直閒著,在過去的這些年裡,我們抓住了掌握這類武器的機會。」

在中國執政的共產黨認為,生物武器是實現「清理美國」這個目標的最重要武器。遲浩田認為,鄧小平把生物武器放在了中共武器庫中所有其他武器系統的前面,當鄧小平還在的時候,黨中央就做出了正確的決定:先不發展航空母艦,而是集中精力發展能夠消滅敵國大量人口的致命武器。

這似乎令人感到難以置信,但遲浩田認為自己是一個「人道主義」的共產主義者,因此他承認,在這個問題上他有著複雜的個人感受:「我有時會想,中共與美國為敵是多麼的殘忍。」他指出,畢竟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幫助了中國。中國人民還記得美國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但現在這些都不重要了。

遲浩田說:「從長遠來看,中美之間的關係就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我們必須接受這種悲慘的局面。根據遲浩田的說法,「我們不能忘記,我們的歷史一再告誡我們:一山容不得二虎。」

根據遲浩田的說法,中國的人口過剩和環境惡化最終將導致社會崩潰和內戰。他估計,這樣的社會崩潰將造成「超過8億」中國人死亡。因此,中國共產黨別無選擇:要麼美國被生物武器襲擊而「清理乾淨」,要麼中國遭受民族災難。

西方國家還沒有弄清楚中共迅速運作P4微生物實驗室的潛在動機,這些實驗室被用來研究世界上最致命的微生物(即病原體致死性4級實驗室)。現在,就在中國的中心城市武漢,在位於武漢P4病毒實驗室(專門研究致命病毒的)的附近,爆發了一場快速擴散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

在發表了這個演講後不久,2003年,也就是中國爆發薩斯病(SARS)疫情的同一年,遲浩田辭去了國防部部長的職務。(巧合的是)也是在同一年,北京決定建立武漢P4病毒實驗室。考慮到遲浩田的內部演講,這種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在武漢爆發,是否就是由於該市的P4病毒實驗室在將致命病毒武器化過程中出現了意外所造成的呢?

有三個數據點值得考慮。首先,據《雪梨晨鋒報》(Sydney Morning Herald)報導,2008年,台灣最高安全官員告訴立法者,台灣已經擁有可以將SARS病毒與中共實驗室的相關研究聯繫起來的情報。考慮到中共的經濟影響力和中文媒體的政治滲透,時任中華民國國家安全局局長的蔡朝明後來被迫收回自己的聲明也就不足為奇了,因為他的聲明中並沒有任何「過失」的常見特徵。蔡局長是否只是因為不能透露他在中國大陸的情報來源而被迫收回了這項真實的聲明呢?

第二個值得考慮的數據點:《病毒學雜誌》(Virology Journal)刊登了Gulfaraz Khan於2013年2月28日發表的一篇文章,概述了2012年6月在沙特阿拉伯發現的一種新型冠狀病毒。是的,這是與(武漢肺炎的)同一種的冠狀病毒,但有以下不同之處:在第一次發現它時,它還不能輕易地在人與人之間傳播。從那時起,該病毒發生了某種變化。因此,武漢新型冠狀病毒被標記為「2019-nCoV」而不是簡單的 「NcoV」。就是因為後者不具有傳染性,而前者正在中國迅速傳播。

那麼你認為在2012年到2020年間,是什麼改變了該病毒的傳染性呢? 發生了隨機突變?還是因為它被武器化了? 如果目前的致命疫情爆發是發生在武漢以外的任何一個城市,我們都可能會傾向於相信它只是發生了隨機突變。但是,武漢市正是中共生化細菌武器的發源地。我們應該相信這只是一個巧合嗎?

第三個值得考慮的數據點是:《印度大博弈》雜誌(GreatGameIndia)發表了一篇題為《冠狀病毒的生物武器——中共如何從加拿大偷走冠狀病毒並將其武器化》(Coronavirus Bioweapon – How China Stole Coronavirus From Canada And Weaponized It.)的文章。

作者們非常聰明地把Khan的《病毒學雜誌》的文章和中國公民從位於溫尼伯(Winnipeg)的加拿大(P4)國家微生物實驗室(Canadian (P4) National Microbiology Lab)偷走冠狀病毒的安全漏洞的消息放在了一起。據稱這種新型冠狀病毒和其它致命有機體一起存放在那裡。去年5月,加拿大皇家騎警調查委員會被召集對此案進行調查,到7月底,中國公民被驅逐出該設施。據稱,這位中國首席科學家當時正往返於溫尼伯和武漢之間。

這樣我們就有了一個關於冠狀病毒NCoV病毒是如何傳播的模糊推理結果:首先它在沙特阿拉伯被醫生發現,然後在加拿大被研究,在那裡它被一個中共的科學家偷走並帶到了武漢的實驗室……。

就像台灣情報局長在2008年作出聲明後的遭遇一樣,《印度大博弈》雜誌的文章也受到了猛烈的攻擊。無論真相如何,我們的推理中都必須要考慮到接近和不大可能發生突變的事實。

2019-nCoV 病毒極有可能就是沙特醫生在2012年所發現的NCoV病毒的一個武器化版本。

我們必須對武漢的疫情進行調查。中共也必須對世界公開疫情信息和保持透明。真相必須大白於天下。如果中共官員是無辜的,他們就沒有什麼可隱瞞的。如果他們有罪,無疑他們將會拒絕合作。

真正令人擔憂的是,世界其它各地區是否有勇氣要求進行一次真正徹底的調查。在這種要求下,我們需要無所畏懼,不允許以「經濟利益」為藉口再玩一場遮遮掩掩、不誠實的否認遊戲。我們需要誠實的調查,需要現在就開始調查。

作者簡介:

本文作者J.R.奈奎斯特(J.R. Nyquist)是專欄作家,著有《第四次世界大戰的起源》(Origins of The Fourth World War)和《傻瓜和他的敵人》(The Fool and His Enemy),還與人合著了《全球戰爭的新戰術》(The New Tactics of Global War)。

以上信息的原文Did China’s Plan to Destroy the United States Backfire? 


纵观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充满战乱、饥荒、瘟疫和死亡的黑暗史。中共70年暴政,害死八千万中国人,破坏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尤其是近30年来,从八九年屠杀学生,到九九年镇压法轮功修炼者,以及现在对更广大民众的欺凌打压,中共用暴力和谎言给中华民族和世界带来深重灾难。《九评》编辑部的文章指明,「共产主义的本质是一个邪灵」,其终极目的是毁灭人类。 

近40年来,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到欧美发达国家,共产邪灵的代表——中共,一直在以经济利益为诱饵,用全球化、孔子学院、「一带一路」等计划为遮掩,通过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各种渠道向各国渗透,「引诱人远离神背叛神,达到最终毁灭人的目的。」 

受利诱的国家和地区在与中共加强往来的同时,却不知灾厄也随之而来,就像这一次的「武汉瘟疫」向世界蔓延之势,清晰地勾勒出它循着与中共关系密切的国家、城市、组织和个人一路蔓延。 

◎中共的「亲密战友」伊朗 疫情惨重 

中国是当前疫情最惨重的国家。截至3月9日,中共宣称全国累计确诊病例80,754例,累计死亡3136人。但国际医学界的模型测算、大纪元等媒体的采访调查以及大陆疫区民众披露的一手资料,都证明实际感染病毒的患者人数远远超出中共发布的数字。欧美多国专家估算,中国真实病患人数或是官方数据的十倍以上。 

截至3月9日,中国之外武汉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过千人的国家有五个,依次为:意大利(9172例)、韩国(7478例)、伊朗(7161例)、法国(1412例)和德国(1112例)。而其中死亡病例过百的国家,分别为意大利(463例)和伊朗(237例)。 

虽然伊朗疫情数据看起来没有意大利或韩国高,但鉴于伊朗跟中共一样是专制政权,同样对疫情采取了隐瞒和封锁的「维稳」措施,外界认为,伊朗官方发布的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都被极大程度地缩减。 

《华盛顿邮报》援引德黑兰医院泄露的数据报导,伊朗确诊病例约为官方数据的五倍。而伊朗国内媒体披露的数据,更是官方数字的十多倍。伊朗民间流出的视频,与武汉惊人地相似,尸体堆积在医院里,街道上屡屡有行人倒毙。 

值得一提的是,武汉病毒明显更针对伊朗高官。伊朗官方发布的237例死亡病例中,包括多名现任和前任国会议员。目前,最少有24名国会议员确诊,其中包括第一副总统和卫生部副部长。 

中共是伊朗的后台,也是其「亲密战友」。由于伊朗能源充裕,在中东占据重要的战略地位,且其激进的伊斯兰政策对民主国家构成巨大威胁,长期以来中共一直为伊朗政权提供经济和武器支援。中共不但直接向伊朗出口飞弹、战斗机和潜艇等高端武器,甚至为了威胁和掣肘民主国家,向伊朗提供了关键的核武技术。 

联合国和美国为遏制伊朗的核武威胁,多次对其实施经济制裁。而中共公然违反贸易禁令、大量进口伊朗石油,从经济上支撑伊朗政权。近年来中共控制的中兴和华为公司屡屡遭美国政府制裁,就是因为这些公司违反国际禁令,向伊朗提供敏感的军事或民用技术。 

伊朗亦是中共的「亲密」伙伴。在中共2013年起推行的、输出共产主义霸权的「一带一路」计划中,伊朗是中共渗透欧亚非的战略枢纽。过去10年中,中共一直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在伊朗拥有规模巨大的投资。 

◎「一带一路」盟友意大利 疫情最严重的欧洲国家 

截至3月9日,累计确诊9172例的意大利,名义上是中国之外武汉肺炎疫情最严重的国家,死亡人数高达463例,比除去中国、伊朗之外的各国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 

3月9日当天,意大利总理宣布全国封锁,要求除了工作和紧急情况外,全国六千多万人不要外出。 

昔日宁静安详的意大利,转眼间变成监狱囚犯暴动、市民抢购、全国封锁的灾厄之地。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错信了中共。意大利相信了中共和亲共的世卫组织的宣传,对检疫和中国游客防范不严。 

不过,真正令意大利疫情爆发的根源,恐怕还应归因于意大利政府与中共的「亲密」关系。 

作为最发达民主国家G7集团成员之一的意大利,不顾西方盟友的反对,于2019年3月与中共结盟、「加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成为欧洲首个签署中共「一带一路」协议的国家。意大利近年经济衰退,幻想中共的「一带一路」会带来好处,中国的游客也确实带来了一些经济利益,但不文明旅客也带来种种负效应。更没想到的是,这次招来了疫情爆发,对经济和人命的损失都无法估计,得不偿失。 

意大利与中共已结成74对友好城市,其中就包括疫情最严重的伦巴第大区及米兰、威尼斯、贝加莫等城市。 

◎ 中共的欧洲伙伴国 疫情严峻 

在累计确诊病例已过千的法国和德国,新增病例数都正在快速增长中,疫情形势u严峻,近日法国文化部长也被确诊感染。 

同为欧洲大国的法德两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近年来都与中共⋯⋯但很「亲近」。例如,中共欲借华为5G渗透全球的野心昭然若揭,然而法德两国政府都无视美国的郑重警告,最近决定不将华为排除在本国5G网络之外。 

2019年3月26日,德国总理在巴黎记者会上,大赞一带一路是「非常重要的计划」、「我们欧洲人想要参与」。 

而两国疫情最严重的地区——法国瓦兹省和德国北威州也是与中共关系更紧密的地区,分别与青海省、江苏省建立了友好省州关系。 

◎ 中国近邻 疫情「亲疏」有别 

相较于欧美中东各国,中国大陆周边地区的疫情更为直观地映射出与中共的亲疏远近。 

例如截至3月9日,中国近邻韩国累计确诊7478例,名义上是中国之外疫情第二严重的国家。 

与中国有大海相隔的日本累计确诊512例,而与大陆相邻的香港和台湾,累计确诊分别为115例和45例。台湾死亡1例,香港死亡3人。而且香港的早期病例全是大陆过去的,后来感染的还包括防暴警察及亲政府人士。 

日本、韩国和香港、台湾同为大陆近邻,然而武汉病毒的蔓延,显然不看与中国的距离远近,只看与中共的关系亲疏。 

韩国自1992年与中共建交后,开始逐步向中共靠拢,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关系。本届政府上台后,韩国更是大幅向中共靠近,不但增加在大陆的投资,同时加大开放中共对韩国的投资。中国已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最大的出口市场和最大的进口来源国。甚至在中国大陆疫情被曝光后,韩国政府唯恐损害与中共的关系,坚持不在边境设限,也不对旅客进行检疫。韩国与中共建立190对友好省市关系,其中包括疫情最严重的大邱市和庆尚北道。 

尽管日本政府与中共的关系并不亲近,但有大量的日本公司在中国投资,从而依赖中共,甚至促成日本与中共结成256对友好省市关系,其中包括日本疫情最严重的北海道、东京、爱知县、高知县等地区。 

在区分与中国的关系和对中共的态度这一点上,香港、台湾就跟日韩大不相同,因而也带来不同的疫情。 

香港、台湾虽然也与大陆经贸关系异常紧密,但港台民众并未被利益蒙蔽心灵。2019年香港民众觉醒,发起声势浩大的反送中运动,不但吹响了和平抗暴、解体中共的号角,同时也促使台湾民众认清了中共的真面目,坚定了拒绝中共的决心。 

尤其是台湾,因为中共的打压在世界卫生组织没有一席之地,在面对疫情时,台湾没有跟随中共和世卫的拍子走。结果,虽然与大陆的人员来往密集,台湾却成功地抑制住病毒的扩散,成为全球抗疫的典范。 

选择了拒绝中共的香港和台湾,结果真的成功拒绝了武汉病毒。 

同样与中国接壤的印度、俄罗斯和蒙古等国,截至3月9日,累计确诊分别为47、20和1例。这些国家的共同点,就是都与中共不对付。 

如果说,武汉病毒在中国之外的蔓延,清晰地呈现出以中共为标靶的选择性扩散,那么,明朝末年的鼠疫剑指大明却不染闯王军和清军的历史,则彰显了瘟疫无情却有眼的昭昭天意。 

据史料记载,明末鼠疫肆虐,明军「鸠形鹄面,充数而已」,然而转战疫区的闯王军队以及来自关外的清军,尽管没有隔离措施,却都没有遭到瘟疫的伤害。 

◎ 结语:病毒选择性扩散 如何避开它 

历史上,多数王朝的末年,都伴随着天灾瘟疫,给那一王朝政权送终。以史为鉴,纵览如今武汉瘟疫在世界各国的扩散趋势,不难看出,病毒就是冲着中共而来的。今天的世界已是地球村,任何和中共关系密切的国家、城市、组织和个人,都可能成为病毒选择性感染的目标,沦为中共邪党的牺牲品。 

在中国大陆还有这样的例子,有病患痊愈后,受中共洗脑宣传的欺骗,真以为自己的病是中共治好的,因此对中共感恩戴德起来。结果,病毒回来了,这人的武汉肺炎又复发了。 

武汉瘟疫虽然给世人带来了病痛甚至死亡,但历史和现实都指出了消解瘟疫、趋吉避凶的明路:那就是认清灾厄的根源,明晓中共的真相;脱离中共、拒绝中共,就能远离灾厄、不受瘟疫侵害。 

无论是伊朗、意法德等远邦,还是韩国、日本等近邻,它们在武汉瘟疫中所付出的惨重代价,应为世界各国的政府或当权者敲响了警钟。为政者,或代表国之民意,或掌舵主政方向,一念间定下的邦交国策不但决定了自己的未来,亦关联到万民之福祉;一旦混淆了中国和中共,甚至错信了中共,就可能将自己以及无数国民都推入深渊。 

《九评》编辑部已指出,「神的慈悲与威严同在!神在看着每个人的内心。一个人在此时此刻的抉择和所为,就会决定他(她)的未来。」 

武汉肺炎病毒正在迅速向全球蔓延,造成世界的恐慌。武汉病毒既然是针对共产党而来的,任何国家、城市、组织和个人,要想摆脱这个可怕的瘟疫,必须对共产党有清醒的认识,并与之彻底决裂,才能逃出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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