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摘器官你真了解？来龙去脉图解一次看懂
1 min read你可能听说过：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到中国大陆，不需要漫长的排队等待过程，只要一两周的时间，用相对低廉的价格，就能够得到和自己配型正合适的器官：肝脏、肾脏甚至是心脏。目前有许多调查报告与证据显示，在中国发生着“活摘器官”的情况。活摘器官究竟是怎么回事？器官移植的正常来源为何？为什么中国被怀疑存在活摘器官的情况、有何证据？本文带你一次看懂。
什么是器官移植？
器官移植，是当一个病人的器官失去功能时，把别人的器官以手术方式移植到病人身上，以挽救病患生命，或改善他的生活品质。
目前能够进行移植的器官有：心脏、肺脏、肝脏、肾脏、小肠、眼角膜、骨髓等。
器官移植的正常来源有哪些？
依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的《人体细胞、组织、器官移植指导原则》，在获得“同意”的条件下，可以从活着的人或死者身上摘取器官、身体组织等用于移植。并且，人的器官和组织只能自由捐献，不得伴有任何金钱支付的交易。
目前各国主要的器官来源，是器官捐赠。分为两种方式：活体捐赠和死者捐赠。
一个健康的人，捐出某些特定的器官或组织，比如，部分骨髓、部分肝脏或一颗肾脏后，并不会死亡。因此，一些国家在符合特定规定下（如捐赠者同意、年满18岁、配型符合等），并经过严格的审查程序后，允许活体捐赠器官。例如：台湾允许五等亲或配偶之间、美国则允许非亲属之间的肝脏与肾脏活体捐赠。
而关于死者捐赠，各国有不同的法规。目前的合法途径有两种：“选择同意制”（opt-in）和“推定同意制”（opt-out）。
选择同意制，是只有在死者生前表达过同意的情况下，才可以将他的器官用于移植，比如美国、台湾和香港等，都采用此制度。
而推定同意制则是在一般情况下，皆允许将死者的器官用于移植，除非死者生前有明确表达反对意见的记录。西班牙、荷兰、新加坡等国家采用此制度，也因此这些国家的器官捐赠比例通常较高。
哪些器官可以移植？器官移植的正常来源有哪些？（健康1+1／大纪元）
等待一颗合适的器官，通常需要十分漫长的时间。这是因为，器官捐献是随机出现、不可预测和计划的。更重要的是，捐献的器官，还必须与病人的配型匹配。配型包含血型、HLA（白血球抗原）的配型，还有淋巴毒素的交叉实验等。然而，需要器官的病人数量，却非常之多，远远超过合适的捐献者数量。
什么是活摘器官？
活摘，指的是摘取正常活着的人的器官，然后贩卖以牟取暴利。这并非正常的器官移植来源，而是属于杀人的罪行。
大量证据表明，在中国大陆持续发生活摘器官的情况。遭到活摘器官的对象包括藏族人士、维族人士、基督教家庭教会人士，而最主要的活摘对象是法轮功学员，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活摘器官事件，是如何被揭开的？
东北医院员工，揭发活摘事件
2006年3月，一名化名为安妮的东北地区医院前员工冒着生命危险，向《大纪元时报》揭露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黑幕。
安妮表示，她与她的前夫于1999年到2004年之间，在中国东北的一家医院工作，而她的前夫是参与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一名脑外科医师，在2003年10月以前的2年，经手过二千多名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摘除手术，其中不少人被摘除器官时，仍然处于活着的状态。消息一出，震惊国际社会。但是中共很快毁灭了证据，让医院“消失”。
活摘罪行曝光，国际社会展开调查
安妮揭发活摘器官之后，同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3名特派专员，包括著名国际人权专家曼弗瑞德·诺瓦克教授（Manfred Nowak）、联合国宗教信仰自由特派专员贾汉吉尔（Asma Jahangir）和联合国反倒卖人口特派专员呼妲（Ms. Sigma Huda），联名致函要求中共政府提供证据，以反驳对于其活摘罪行的指控。然而，中共政府一直没有提供相关数据。
与此同时，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与加拿大前外交部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展开了独立调查。他们通过采访受害人、搜寻中国医院网络上的公开资料以及比对中共官方数据，在2006年7月发表了《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独立调查报告》。
报告指出，中国政府及分布在全国许多地区的机构、医院，确实已强行摘取了大量但具体数字不详的法轮功学员器官，且高价出售给需要器官的病人。
此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以下简称“追查国际”）也积极展开调查。“追查国际”于2003年1月在纽约成立，目标为追查迫害法轮功的罪行以及相关机构、组织与个人。
“追查国际”自2006年3月起，开始调查活摘器官的真伪，他们调查取证的对象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军方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政法委、“610”、法院、活摘现场目击者等。截至2016年7月10日，十多年来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系列调查报告共计80篇，查获涉嫌参与活摘器官的有891家医院、9519名移植医生。对这些医院和医生建立了的详细涉案档案。为此备份的网页、医生论文等资料量超过一百多GB。
调查之后，“追查国际”获得多方面的证据，包括电话访查的谈话内容、不寻常的移植数据、网络上公开的资讯、对法轮功学员莫名其妙的验血以及证人举报等。
电话调查中，对活摘器官毫不避讳的谈话
2006年3月9日晚间起，“追查国际”组织的调查员，以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或家属的身份，电话访查中国大陆各地的医院，以了解对方是否提供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首先调查的是首位揭发者所提及的苏家屯血栓医院，接下来扩及全中国各大器官移植医院、中心，得到令人震惊的结果。
在当时抽查的医院中，面对调查员询问是否有法轮功学员器官时，接电话的医生、护士们的回答竟毫不避讳，比如：“我们也有这种情况”、“可能有十几个这样的肾脏”。初步调查结果显示，有二十多家医院不隐讳地直接承认使用法轮功学员的器官。
“追查国际”主席、前哈佛学者汪志远曾致电北京丰台的307医院，与肾移植科的肾源联系人陈强谈话，对方强调，他们是“官方、警方、监狱一条龙”的运作法轮功学员器官。当汪志远问到怎么确定供体是法轮功学员，对方竟答道：“到时候我们那边上面会给你出资料。”
活摘器官有哪些重要证据？
不寻常的移植数据：1999年后移植产业的爆炸性增长
中国大陆在1999年以后，器官移植业出现爆炸性的增长。
以肝移植为例，存在两个方面的重要疑点。首先，从事肝移植手术的医院数量，1999年以前一共只有19家；到2006年，依据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提供给中共官方媒体的数据，从事肝移植的医院数量，发展到五百多家，增长了二十多倍。
另一方面，从肝移植案例的数量上来看，根据中共官方报导，1999之前，二十多年累积下来的肝移植数量只有135例，1991年到1998年，肝移植共有78例，1999年到2006年大约相同的8年间，肝移植的案例共计14085例，增长为180倍。
对此，医学博士、反强摘器官医生组织（DAFOH）的创始人兼执行主任托斯坦‧特瑞（Torsten Trey）表示，在当时尚未建立有效的公众器官捐赠计划背景下，这个数据“令人吃惊”。而1999年，正是中共开始实施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并大规模逮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一年。
过短的器官等待时间！捐献人数比总人口还高？
2006年的调查结果显示，有165家中国的器官移植中心表示，可以在2周～4周内，为病患找到与之相匹配的肝、肾等各种器官。
以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为例，它在网站上的总结报告写明，肝移植病人平均等待时间为2周。第二军医大学位于上海的长征医院，在其网站上的肝移植申请表上明确写着：“我院肝移植病人平均等待时间为1周。”
沈阳的中国器官移植网络援助中心，则提供一项“特别”的服务，即若在取下供体的脏器时，临时发现脂肪肝等异常情况，会取消手术，重新为患者找供体，“并在一周之内再次进行移植手术”。
这些数字在2006年活摘器官事件被揭发后，被逐渐撤下官方网站。
在美国，一个拥庞大自愿捐献人群和发达的全国器官捐献网络系统的国家，病人等待器官的时间很漫长。这是因为，在自愿捐献的人群中，真正符合捐献资格的人少之又少。
器官移植的难度，主要在于器官配型困难，而且，虽然活着的人可以捐赠部分器官，但大部分的器官移植，还是依靠死者捐献。根据美国2007年～2019年的器官捐献与移植研究报告（OPTN/SRTR Annual Report），以比较保守的数据来讲，每年在16,000个自愿捐献者中，只有1个人能成功捐献肝脏；90%～96%以上的肝移植，都是来自于已经死亡的自愿捐赠者。
依据2007年美国卫生部的网站资料，肝脏移植平均等待时间为114周，肝脏捐献者为5890人；肾脏移植则平均需等待160周。
然而在中国，1999年后，平均2周就可以等到肝移植供体，假设这些器官全部来自于自愿捐献人群，按照美国的数据来合理推算，在中国的自愿捐献人群数量就必须达到54亿人之多，远超过中国人口数。但是，在2005年以前，中国没有自愿捐献器官的人群，2013以前，也没有全国性的器官网络调配系统。而且，由于死后留得全尸的传统观念，中国民众普遍捐赠器官意愿不高。
急诊肝移植比例过高，器官从何而来？
此外，在中国的急诊肝移植比例也异常的高。急诊肝移植就是对急性重症肝坏死的病患，在72小时之内进行紧急换肝手术。
在中共国家级的年度报告《中国肝移植注册2006年度报告》中，明确记载2005年4月6日至2006年12月31日的一年多期间，在有纪录的8486例肝移植的资料中，有4331例注明了是否为急诊肝移植，而其中有1150例为急诊肝移植，占比26.6%，超过四分之一。
如前所说，器官捐献是不可预测的、而且移植前必须通过配型。能够做到对于超过四分之一的病例都在3天内，迅速找到适合移植的肝脏来源，是不可能的。而根据发表在《肝移植》（Liver Transplantation ）一篇报告的数据，在美国，从1994～2007，一共仅有60例因急性肝衰竭进行的急诊肝移植（急诊肝移植主要针对急性肝衰竭）。
并且，这份报告中还记载了，全肝移植占所有肝移植的“绝大多数”（97.7%）。一个全肝就等于一条人命，全肝移植比例如此之高，肝脏供体似乎唾手可得。
医学论文暴露的“活摘”行为
中共在国际发表的医学论文中，也暴露出其杀人活摘器官的证据。
中国昆明市延安医院吴剑等6位医师曾发表一篇论文，题目为“2例心肺连合移植术供体心肺摘取及保护”。在这篇论文的手术记录中提及：“供体入室后，即按手术常规麻醉及插管。静脉注射甲强龙1g，并肝素化（3mg/kg）。”接着还写了：“麻醉生效后，常规消毒铺巾，取正中切口，按常规手术方法快速进胸。”
根据手术记录来分析，可以推测出以下几点：
1. 此供体是个活人，否则不需麻醉和气管插管。
2. 此人有知觉。临床上，医生凭人的神经感觉和反射判断麻醉是否生效，既然要等麻醉生效以后才进行手术，此人肯定有感觉或神经反射。
3. 此人能够自主呼吸，因为医生在他进入手术室后才进行气管插管。在进手术室前若没自主呼吸，那么应该早已插管。
4. 此人并非处于脑死亡或重度昏迷的状态。如果是，那么在进手术室之前，就应该接受过各种抢救治疗，已有静脉输液或气管插管。即使抢救失败，医生也得维持他的呼吸和血液循环心跳，保持脑死亡的状态下，才能够取到好的器官，因此，也不需要进手术室后才静脉输液。
先酷刑折磨再健康检查？莫名其妙的验血程序
几乎所有在押的法轮功学员，都曾经历莫名其妙的健康检查，而且从未被告知检查结果。
很多有幸逃脱的法轮功学员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在监狱被关押期间，曾接受过血液及尿液检测、身体检查以及超音波扫描，然而，其他囚犯并不需要接受类似的检查。一些没有被关押、在家中或其它环境的法轮功学员也曾被强迫验血。
证人证实集中营存在、亲眼见证活摘
2006年，第一个活摘举报人安妮曾经讲过在中国的苏家屯医院就关了6000名法轮功学员，当中很多人已经被摘除了肾脏、眼角膜、皮肤后死去，在那之后，尸体被秘密扔进用锅炉房改建的焚尸炉里。
而在同一年，沈阳军区的一个老军医，投书《大纪元时报》表示苏家屯医院的情况是属实的，此外，他还举报中国有36个关押法轮功学员的集中营，最大的在吉林，代号是672S，关押人数超过12万人。如果属实，那么活摘供体的来源就有了合理的解释。
2009年，“追查国际”公布了一名曾经在辽宁省公安系统工作的证人的证词。据他表示，当时他担任持枪警卫，在辽宁省沈阳军区总医院手术室，现场目击一位修炼法轮功的中学女教师，在没打麻药的情况下，活生生地被摘取心、肝、肾等器官。
各国决议谴责、立法禁止器官移植旅游
在活摘器官的证据渐渐地浮出水面之后，各国的纷纷以通过决议案、器官移植相关法律等方式，表达对活摘器官的强烈反对。
2007年，220名以色列犹太教士、政界人士以及学者签署请愿书，呼吁中共停止活摘器官。而以色列政府则在2012年4月，立法禁止以色列人到海外移植来源不明、非法的器官，并禁止保险公司支付以色列国民到海外移植器官的费用。
西班牙在2010年，对《西班牙器官移植法》做修订，限制西班牙国民到中国的器官移植旅游，并禁止西班牙公民接受非法器官移植，若有参与、中介或接受手术者，将被刑事追诉。
欧洲议会在2013年12月通过关于中共活摘器官的决议，当中包括对于“在国家允许的情况下从非自愿的良心犯身上摘取器官的报告”表示严正关切，并且呼吁中共“立即停止从良心犯、宗教团体成员和少数民族团体人士身上摘取器官”以及“立即释放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所有中国良心犯”。
此外，2016年7月，欧洲议会更通过48号书面声明，表示“迫切需要立即对中共持续的人体器官贸易进行独立调查”，并要求落实2013欧洲议会的谴责决议。此声明获得413位议员签名支持，来自欧洲议会所有党团、28个成员国的议员都签署了这份声明。
2014年3月5日，意大利参议院人权委员会一致通过243号决议，要求意大利政府敦促中共立即释放良心犯，包括法轮功学员，并对其活摘器官的罪行展开全面调查。
加拿大国会国际人权委员会在2014年12月6日通过动议，表示对中共活摘良心犯、宗教团体和少数族裔成员的器官用于移植的可信指控，深表关注、谴责，并要求立即停止活摘。
2015年6月，台湾立法院院会通过《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修正案，明文规定民众在国内外接受或提供器官移植，均应以“无偿捐赠”方式进行，违反者最高处5年徒刑、罚金150万元。
2015年12月，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发布报告，要求对中共强摘器官的指控进行独立调查。
2016年6月13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343号决议案，提出6大诉求，包括谴责并呼吁中共立即停止强摘器官、要求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鼓励美国医界帮助提高对中国不道德器官移植的认识、呼吁美国国务院对强摘器官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以及禁止向涉及强摘器官的中国人提供签证等。
此外，医生反强摘组织（DAFOH）在2012年发起一个全球性的请愿活动，呼吁联合国人权公署，设法立即阻止中共强摘人体器官。他们收集了五十多个国家，二百多万民众的签名，送到了联合国。
中共的回应：死刑犯与捐赠器官的骗局
中共在2006年之后，一直表示他们的器官来源是在中国被处决的死刑犯。
2006年11月中旬，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广州的一次外科医师会议上表示，除了少部分器官来自交通事故死亡者，“大多数移植器官来自于死刑犯的尸体。”
然而，根据《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的记录，在1995年到1999年之间，被处决的囚犯数量为平均每年1680人，在2000年到2005年之间则是平均每年1616人。1999年前后，处决的死刑犯人数并未有明显增长，与黄洁夫的说法之间存在矛盾。
北大人民医院的器官移植科主任朱继业，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2010年以前，“曾在一年之内做过4000例肝肾移植手术，这些器官来源全部是死刑犯人”。那么，从数量上来说，平均每年一千六百多的死刑犯，还不够北大人民医院1年的移植量。
即使使用死刑犯的器官，也是存在道德争议的。因此，中共从2015年1月宣布，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改为使用公民自愿捐献的器官。
然而，从2015年1月到11月，追查国际对中国大陆所有的移植资质医院和部分公民器官捐献机构进行电话调查，发现在中国进行器官移植最多的城市，包括北京、天津、上海，器官捐献数量非常的少。
位于北京的红十字会捐献办公室还在筹备阶段，天津从2003年～2014年的11年内，只有170例捐献，上海则一共只有5例。但是，这些城市的每家医院每年平均进行2000到3000例的移植手术。
罪恶尚未停止，活摘器官仍在继续
依据“追查国际”2020年7月20发布的调查报告，从2020年1月1日至7月16日，透过数百通的电话调查中发现，即使在新冠肺炎（中共肺炎）疫情期间，中国大陆各地医院的移植业务并未停止，且病人等待器官移植的时间也没有明显增长。
比如，在新疆有两家地方医院移植业务发展得很快，移植病房爆满，病人等待移植的时间仍然只需1周～2周。
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进行调查时，肝胆科护士告诉调查员，等待肝移植的时间要看情况，万一运气好，“库里面有，直接给你配型配上呢，那就直接可以做呀！”调查员追问所谓“库”是现成的那种？护士回答：“对。”
2020年1月11日，对第四军医大西京医院的电话录音中，调查员对器官供体年龄表示怀疑时，肾移植科医生李国伟透露，在术前，供体若还在医院，只要病患及家属敢看，“我可以把你领到床头叫你看一下，⋯⋯让你亲眼看到这个人就是二十来岁。”
据《北京青年报》报导，一名59岁男性罹患新冠，在去年2月22日须使用叶克膜抢救，2月24日转院到无锡市传染病医院，并且决定实施肺移植手术。2月29日，此病例完成双肺移植。而在隔天，浙江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也完成第二例新冠肺炎病患的肺移植。
这2例的肺脏获得时间极短，从决定实施肺移植手术，到移植前的系统检验、配型，寻找供体，切除器官、运送以及其它准备，到接受双肺移植手术，仅仅用了不到5天的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寻找到配型相符的器官几乎是不可能的，显示出中共对于活摘器官的行动迄今仍在继续。
资料来源：世界卫生组织、OPTN/SRTR Annual Report、追查国际组织、《关于指控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修订版》、台湾国际器官移植关怀协会、《国家掠夺器官：器官移植在中国被滥用的黑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