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和蒋介石心目中的“革命圣人”张静江

张静江（1877―1950），谱名增澄，字静江，又名人杰，号印光，浙江吴兴南浔镇人，出身江南丝商巨贾之家。1902年随驻法公使孙宝琦出国任驻法商务参赞一职并开始在国外经商，自与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结识后便开始从经济上给予支持。在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后，主持建设委员会工作。晚年逐渐淡出政治，转而信佛，故又名“卧禅”，佛名智杰。1950年9月3日病逝于美国纽约。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者蒋介石均与他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孙中山称之为“革命圣人”，而蒋介石则称之为革命“导师”，由此可见，他们两人对张静江都十分敬重。那么张静江为何在国民党内有如此显赫的地位呢？

“革命圣人”――孙中山心目中的张静江

张静江的一生大致以1928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主要从事资产阶级革命，是一个热情激昂的资产阶级革命分子。张静江不但从经济上资助孙中山进行推翻满清帝制的活动，而且和蔡元培、吴稚晖等人在法国巴黎创办《新世纪》周刊，从思想上大力宣传革命，与中国同盟会在日本创办的《民报》遥相呼应。1928年之后，为了实现孙中山的实业建国计划，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了规划全国建设事业的建设委员会，张静江担任主席（一年之后改称委员长）一职，直至该机构在1938年1月合并到经济部，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负责全国经济建设事业的核心人物之一。遗憾的是，由于受时局所限，当时并没有一个能够实施全国经济建设的良好国内环境，因而建设委员会的事业在宋子文所主持的全国经济委员会与蒋介石所控制的国防设计委员会（1935年之后改为资源委员会）的排挤下逐渐衰落下去。抗战爆发后，由于建设委员会被并入到经济部，张静江感到前途渺茫，便离开大陆远赴美国，以异国寓公的方式度过余生。

蒋介石原是上海都督陈其美手下的得力干将，但是1916年陈其美遭袁世凯暗杀后，走投无路的蒋介石便开始结交张静江，并与许崇智、张静江、戴季陶结拜为兄弟。这一结拜之举对蒋介石以后的政治生涯影响甚巨，特别是家有万贯资产的张静江，更是对其竭尽全力帮助。张静江不但在生活上助蒋，而且还资助其去日本振武学堂学习军事，以待将来更大的发展。张静江利用一切机会把蒋介石推荐给孙中山予以重用。1921年，蒋介石在给张静江的一封信中，非常谦虚地请求张静江为其处世行事作指导：“关于弟以后之处世行事，请兄随时指教，以冀有成。”他称张为其良师：“季陶为我益友，而公则为我良师也。吾公患病，行动不便，又不能常亲聆教，此弟所以孤陋寡益甚，终生无长进也。”的确如此，无论对于蒋介石早期的生活，或者以后的政治仕途，张静江均竭尽全力加以帮助，由此蒋介石对张静江十分敬重。

1918年春，孙中山在广州任大元帅，张静江为使蒋介石将来有所发展，便向孙中山推荐蒋介石担任上校作战科主任；1922年夏天，当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孙中山处于危难之中时，张静江让蒋介石到广州中山舰上侍奉孙中山40余日，从而取得孙中山的信任。之后蒋介石撰写《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书，该书由孙中山题名、张静江作序并资助出版，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声望，非常有助于蒋介石政治上的崛起。张静江扶持蒋介石步步紧随孙中山，为以后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一职提供了可能。1924年5月国民党黄埔军校成立，张静江再次向孙中山力荐蒋介石。随着蒋介石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开始在国民党内发展自己的力量，为其一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后，张静江更是全力以赴支持蒋介石。1925年6月，蒋介石在广州遭到国民党内其他派系的攻击时，急忙电促张静江赴穗助己。据当时蒋介石所言：“单枪匹马前狼后虎，孤孽颠危，此吾今日之处境也。”在张静江的帮助下，蒋介石逐步巩固了自己在国民党中的地位。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张静江由于在党内的重要影响，当选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为使蒋介石将来能够牢牢地控制住军权，张静江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提名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领导北伐事宜。翌年5月，蒋介石为在北伐期间使国民党的大权不至于旁落他人之手，便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极力推举张静江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两个月后，张静江为树立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威望，力辞此职，提名由蒋担任，但在北伐期间仍由张静江代理该职。两人你来我往，通过张静江的步步扶持，蒋介石便逐渐登上了国民党的权力顶峰。蒋介石对张静江的帮助十分感激，曾言自遇张静江之后，犹如枯木逢春，对自己的栽培之情，犹如草木仰之泰山一般。由此可以看出，蒋介石在政治上的崛起很大程度得益于张静江的大力支持，蒋介石对张静江革命“导师”的称谓看来并不为过。

另外张静江不但对蒋介石的政治前途多方提携，对其婚姻大事也颇为关心。最为值得一提的是，蒋介石和陈洁如之间的婚姻，张静江可谓关怀备至。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该婚姻之“合”乃张静江所为，“离”亦是张静江所劝。当然张静江为其婚姻的劝说“合”“离”的苦心也是为了其盟弟蒋介石在政治上的迅速崛起。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蒋介石和张静江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危机，主要是由于双方对建国之后在国家如何发展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张静江认为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家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经济，按照孙中山的建国方略，把被革命破坏的生产重新建设起来，使国家变得富强，以成为世界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强国，摆脱鸦片战争以来的弱国被欺的局面。而蒋介石则想一心一意“剿共”，进而武力“统一全国”，确立自己在全国的统治地位。蒋介石的内战政策，使经济建设缺乏一个安定的国内环境，对于张静江所主持的建设委员会而言，无疑是个不利的因素。况且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四大家族”的崛起对张静江所主持的建设委员会也存排挤之意。因为虽然张静江的建设委员会已经按照计划成立，但是，国民政府并没有按时为其拨付建设的经费，仅仅在其成立的时候，一次拨付10万元了事，直到建设委员会裁撤。由于张静江与蒋介石两人在“剿共”和建设上的分歧越来越大，张静江于1929年3月国民党三大上便被排挤出中央执行委员会，三十年代中后期渐渐地离开了中央政治的核心。自然其所管辖下的建设委员会也随着其权力的下降而在国民政府中的地位逐渐变得微弱，以至于在后来仅仅管理属于自己的几个附属企业，如淮南矿路局、首都电厂、戚墅堰电厂等。虽然名义上还管理着全国的电力工业，可是也只是发发电厂的营业执照而已，别的也就没有什么建设事业可言。

抗战爆发后，由于国民政府管理经济事务的机构繁多，如直属于行政院办公厅的全国经济委员会、直属于国民政府的全国建设委员会、直属于军事委员会的资源委员会，除去这三个主要的负责全国经济建设事务的经济机构之外，还有以下几个机构：隶属于行政院的铁道部、交通部、实业部等，这些部门建制重叠，互不相属，彼此分权，职责不明，根本无法适应战争的需要。因此1937年12月31日，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会议上，国民政府决定将实业部、全国经济委员会、建设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第三部和第四部、资源委员会等机构进行合并，成立经济部。随着资源委员会、建设委员会等主持国家经济建设的机构并入经济部，张静江便由港赴欧，最终赴美。但在整个抗战期间始终关注中国抗日战争的进展情况。

张静江的后半生，一直在吃斋念佛中打发时日，于1950年9月3日病逝于纽约。台湾方面闻讯后，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台北特设灵堂公祭，蒋介石于灵堂之上亲书“痛失导师”的挽词，并臂佩黑纱亲自主祭。

蒋介石对于孙中山与张静江在自己心目中的地位，曾在致戴季陶的信中将戴季陶与上述两人做过比较：“吾谓孙先生待友，其善处在简直痛快，使人畏威感德；静江待友，其善处在不出微言，使闻者自愧。吾之待兄固亦奉为畏友良师，然而敬惮之心，终不能如对孙先生与静江者。”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在蒋介石的心目中张静江的地位之高。因为就蒋介石所言，能够与“国父”相提并论者，唯有张静江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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