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十大先生

晚清至民国初年，中国文化界大师云集，文星璀璨，在遭受外族入侵，国破家亡、政治腐败，军阀割据的时代，却诞生了几十位学贯中西的大师，成为中华民族不可思议的时代奇观。

何谓民国“先生”

先生，一个称谓，一种修为，一份崇敬，一种精神。一百多年来，国民意志之接力及薪火相传，有赖先生。

民国时的先生们，不擅评职称，更擅长个性教学；　有知识，更有情趣；有性格，更讲人格和品格；教学相长，更倾力爱护学生；不独守三尺讲台，更在广阔的社会舞台上展示大国民风范；学贯中西，更想回中国致用；　热心时政，更能为国家担当。

先生们学贯中西，不仅有深厚的国学根基，又对西方的民主科学感同身受；　他们生于乱世，颠沛流离于战火，却不求苟全性命、不求闻达，为国传承与担当；像庇护小鸡的母鸡般，以弱身御强世；　对学生后辈教之导之帮之扶之惜之爱之，毫不吝啬提供经世学问之坐标以及人格营养，示范风骨与风度，为后辈的成长和民族的兴盛赢得时间、空间。他们既清贫又富有，不仅有激情，还有理性；他们不断张扬民主、科学，并点滴努力推动着国家的进步。　　

胡适的题字“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蔡元培的北京大学校长任命状

“古者称师曰先生。”但在世人的评判标准里，并非所有的教师，都配称“先生”。蔡元培、胡适、马相伯、张伯苓、梅贻琦、竺可桢、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陈寅恪，他们开风气之先，不坠青云之志。他们的人格风骨、思想情怀、学术风范、学问自由，莫不是时代的榜样。在波澜壮阔的民国文化、烽火连天的抗战守拙和大江大海的南渡北归中，他们宛如一座座顽强的灯塔，各自照亮一方山河。

蔡元培：学术自由，兼容并包　　

蔡先生早年参加反清朝帝制的斗争，民国初年主持制定了近代中国第一个法令——《大学令》。任北大校长时，开“学术”与“自由”之风，所提倡的“兼容并包”、延揽人才的教育体系，奠定了中国大学的根基。在他看来，大学需要多元的思想碰撞，无论是革命派的陈独秀，还是留辫子的辜鸿铭，只要有专长都能到他的大学里教书。他曾想用美育来代替宗教，他还能“大学者编小课本”。

胡适：儒雅之河，静水流深
　　
胡先生兴趣广泛，著述丰富，对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都颇有研究。他曾写信：“我是一个爱自由的人，我最怕的是一个猜疑、冷酷、不容忍的社会。”先生坚持使用白话文和白话诗，无论遭多少人骂，他照样去做。他用理性的、温和的方式开出一条天地相通的大道。

马相伯：倾囊复旦，助力东方
　　
马先生对复旦情深意重，晚年还募款十万元助复旦购得固定校址。在他百岁时，上海时尚杂志《良友》登出他的肖像，许多政界名人同声道贺，而他给上海复旦同学会的亲笔信中则写“国无宁日，民不聊生，老朽何为，流离异域。正愧无德无功，每嫌多寿多辱。”他梦里不知身是客，喊着杀敌，客死异乡。马先生的百年人生与中国的百年屈辱抗争平行，他倾囊于一个复旦，抬升着东方的希望。

张伯苓：一户南开，教育救国　

张先生影像憨态可掬，却是行走江湖的侠士，一生只做南开一件事。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回国，即筹办南开大学，又创南开女子中学，后办实验小学，在抗战前即形成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完整体系，他先后担任校长40余年，培养英才无数。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先生历尽艰辛，却矢志不渝，把教育救国视为一生追求。

梅贻琦：八年寒梅，一生风骨

梅先生瘦得风骨，默得儒雅，至今回望西南联大的旗帜犹显妖娆。赴美后，他一直紧攥着“庚子赔款”的钱袋子，甘于自我拮据。实际上，即便当年执掌西南联大，梅太太为了补贴家用也要做饼去卖。1955年，梅贻琦到台湾新竹筹措清华大学，台湾当局催着要快要大，但他坚持先从研究所一步步办起，许多年后，印证了先生是对的。

竺可桢：风云难测，守拙气象　　
　　
竺先生是气象学者，1936年危难之际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是一次意外拐弯，却拐出一片别样的风景。他身材瘦削、举止优雅，戴着一副圆圆的眼镜，貌似苦行僧，眼镜后面的光泽“温厚光辉”。他谨言慎行，却终究无法挽回当过远征军的儿子死于非命，他能预测天上的风云却弄不懂天下的政治风云。

晏阳初：平民教育，播梦全球

晏先生早年到欧洲办报欲教育知识贫瘠的华工，却在收到一位华工的书信后发现被华工教育了。他把一家人搬到很土、没有咖啡时就把包谷面弄糊了替代的地方。抗战初他辅政湖南，先把冗官裁了一多半，民主选举出一些有担当的知识分子，使湖南成为抗日中坚。晚年他去非洲、东南亚照样守护花的念想，让联合国也为他致以人类的敬礼。

陶行知：知行造字，大地知晓

陶先生做事就是4个字：身体力行。他不畏官、不怕穷、不惧难，他喜欢孩子、喜欢顺口溜、喜欢学校，他知道学校能消灭监狱，知识能抗衡独裁，行动能打破专制。而他还能用知和行造字，再把这个字身体力行地用到自己身上。

梁漱溟：人生辩论，诤言高远

100年前的北平，4位志趣相投的少年，把盏理想后立意：以后不互称大哥二哥，各以短处总结一字相呼，以资警惕。梁姓同学得名“傲”，演绎了独具风格的一生。梁先生很早就做乡村建设实验，发动农民成立自己的组织，争取自身的利益，倡导“伦理本分，职业分途”，融汇西方现代社会和中国文化的优点。

陈寅恪：暗夜秉烛，自由为上

　　陈先生治学如暗夜秉烛，喧嚣白昼之后的盲者，午夜抚史，端坐旧藤椅，目光如炬，洞彻史实和现实。好友王国维自杀时，陈寅恪仿佛也死过一回，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直活下来。他以德式研究的缜密穷究东方文化的博大深远，纸中夹着百万雄兵。

陈寅恪：被称为“教授的教授”

1925年，清华大学发生了一件对中国学术影响深远的大事：即成立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研究院的宗旨是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人才。当时的清华是个留美预备学校，留美预备学校来办国学院，这本身就是要吸收西学来建设自己的文化。

新成立的国学研究院有4大导师：第一位是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　第二位是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著述等身的梁启超；　第三位是从哈佛大学回来的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3位导师性格各异，但都大名鼎鼎。而4大导师中最晚到校的陈寅恪，在当时并不出名。

陈寅恪出任研究院的导师，一说是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所推荐，他因为了解陈寅恪的博学而推崇备至；　还有一说是梁启超提名的，据说梁启超为了推荐陈寅恪，还曾与清华校长有过一番舌战。校长说，陈寅恪一无大部头的著作，二无博士学位，国学研究院的导师，怎么能连这些都没有呢？梁启超说：“没有学衔，没有著作，就不能当国学院的教授啊？我梁启超虽然是著作等身，但是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梁启超还说：“这样的人如果不请回来就被外国的大学请去了。”清华的校长最终怎么做出决定的，无从考证。但事实是，远在德国游学的陈寅恪接到国学院导师的聘书时，刚刚年满36岁。

一年后，陈寅恪的身影出现在清华园里。他很幽默。因为4大导师中的梁启超是“南海圣人”康有为的弟子，王国维是末代皇帝的读书顾问，于是陈寅恪就给学生们送了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

令师生们惊叹的是陈寅恪的博学。他在课堂上讲授的学问贯通中西，他在课余分析各国文字的演变，竟把葡萄酒原产何地，流传何处的脉络，给学生讲述得一清二楚。他上课时，连清华的教授们也常来听。有人称他为“活字典”，也有人称他是“教授的教授”。当时，冯友兰先生是大学者，名气比陈寅恪响亮得多，但冯友兰在陈寅恪面前也是毕恭毕敬、以学生自居，这连当时的学生们都能感觉到。

当年的华北学术界分成两派，一派是本国培养的学者，另一派是有留学经历的。本土派认为，留洋派不懂国情，你的学问再高，也是隔靴搔痒，解决不了中国问题。留洋派就觉得本土派太迂腐，眼光太狭，不掌握现代化的工具，因而两派互相瞧不起。但不管是哪一派，谁都不敢瞧不起陈寅恪，这在学术界堪称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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