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十大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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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至民国初年,中国文化界大师云集,文星璀璨,在遭受外族入侵,国破家亡、政治腐败,军阀割据的时代,却诞生了几十位学贯中西的大师,成为中华民族不可思议的时代奇观。

何谓民国“先生”

先生,一个称谓,一种修为,一份崇敬,一种精神。一百多年来,国民意志之接力及薪火相传,有赖先生。

民国时的先生们,不擅评职称,更擅长个性教学; 有知识,更有情趣;有性格,更讲人格和品格;教学相长,更倾力爱护学生;不独守三尺讲台,更在广阔的社会舞台上展示大国民风范;学贯中西,更想回中国致用; 热心时政,更能为国家担当。

先生们学贯中西,不仅有深厚的国学根基,又对西方的民主科学感同身受; 他们生于乱世,颠沛流离于战火,却不求苟全性命、不求闻达,为国传承与担当;像庇护小鸡的母鸡般,以弱身御强世; 对学生后辈教之导之帮之扶之惜之爱之,毫不吝啬提供经世学问之坐标以及人格营养,示范风骨与风度,为后辈的成长和民族的兴盛赢得时间、空间。他们既清贫又富有,不仅有激情,还有理性;他们不断张扬民主、科学,并点滴努力推动着国家的进步。  

胡适的题字“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蔡元培的北京大学校长任命状

“古者称师曰先生。”但在世人的评判标准里,并非所有的教师,都配称“先生”。蔡元培、胡适、马相伯、张伯苓、梅贻琦、竺可桢、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陈寅恪,他们开风气之先,不坠青云之志。他们的人格风骨、思想情怀、学术风范、学问自由,莫不是时代的榜样。在波澜壮阔的民国文化、烽火连天的抗战守拙和大江大海的南渡北归中,他们宛如一座座顽强的灯塔,各自照亮一方山河。

蔡元培:学术自由,兼容并包  

蔡先生早年参加反清朝帝制的斗争,民国初年主持制定了近代中国第一个法令——《大学令》。任北大校长时,开“学术”与“自由”之风,所提倡的“兼容并包”、延揽人才的教育体系,奠定了中国大学的根基。在他看来,大学需要多元的思想碰撞,无论是革命派的陈独秀,还是留辫子的辜鸿铭,只要有专长都能到他的大学里教书。他曾想用美育来代替宗教,他还能“大学者编小课本”。

胡适:儒雅之河,静水流深
  
胡先生兴趣广泛,著述丰富,对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都颇有研究。他曾写信:“我是一个爱自由的人,我最怕的是一个猜疑、冷酷、不容忍的社会。”先生坚持使用白话文和白话诗,无论遭多少人骂,他照样去做。他用理性的、温和的方式开出一条天地相通的大道。

马相伯:倾囊复旦,助力东方
  
马先生对复旦情深意重,晚年还募款十万元助复旦购得固定校址。在他百岁时,上海时尚杂志《良友》登出他的肖像,许多政界名人同声道贺,而他给上海复旦同学会的亲笔信中则写“国无宁日,民不聊生,老朽何为,流离异域。正愧无德无功,每嫌多寿多辱。”他梦里不知身是客,喊着杀敌,客死异乡。马先生的百年人生与中国的百年屈辱抗争平行,他倾囊于一个复旦,抬升着东方的希望。

张伯苓:一户南开,教育救国 

张先生影像憨态可掬,却是行走江湖的侠士,一生只做南开一件事。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回国,即筹办南开大学,又创南开女子中学,后办实验小学,在抗战前即形成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完整体系,他先后担任校长40余年,培养英才无数。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先生历尽艰辛,却矢志不渝,把教育救国视为一生追求。

梅贻琦:八年寒梅,一生风骨

梅先生瘦得风骨,默得儒雅,至今回望西南联大的旗帜犹显妖娆。赴美后,他一直紧攥着“庚子赔款”的钱袋子,甘于自我拮据。实际上,即便当年执掌西南联大,梅太太为了补贴家用也要做饼去卖。1955年,梅贻琦到台湾新竹筹措清华大学,台湾当局催着要快要大,但他坚持先从研究所一步步办起,许多年后,印证了先生是对的。

竺可桢:风云难测,守拙气象  
  
竺先生是气象学者,1936年危难之际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是一次意外拐弯,却拐出一片别样的风景。他身材瘦削、举止优雅,戴着一副圆圆的眼镜,貌似苦行僧,眼镜后面的光泽“温厚光辉”。他谨言慎行,却终究无法挽回当过远征军的儿子死于非命,他能预测天上的风云却弄不懂天下的政治风云。

晏阳初:平民教育,播梦全球

晏先生早年到欧洲办报欲教育知识贫瘠的华工,却在收到一位华工的书信后发现被华工教育了。他把一家人搬到很土、没有咖啡时就把包谷面弄糊了替代的地方。抗战初他辅政湖南,先把冗官裁了一多半,民主选举出一些有担当的知识分子,使湖南成为抗日中坚。晚年他去非洲、东南亚照样守护花的念想,让联合国也为他致以人类的敬礼。

陶行知:知行造字,大地知晓

陶先生做事就是4个字:身体力行。他不畏官、不怕穷、不惧难,他喜欢孩子、喜欢顺口溜、喜欢学校,他知道学校能消灭监狱,知识能抗衡独裁,行动能打破专制。而他还能用知和行造字,再把这个字身体力行地用到自己身上。

梁漱溟:人生辩论,诤言高远

100年前的北平,4位志趣相投的少年,把盏理想后立意:以后不互称大哥二哥,各以短处总结一字相呼,以资警惕。梁姓同学得名“傲”,演绎了独具风格的一生。梁先生很早就做乡村建设实验,发动农民成立自己的组织,争取自身的利益,倡导“伦理本分,职业分途”,融汇西方现代社会和中国文化的优点。

陈寅恪:暗夜秉烛,自由为上

  陈先生治学如暗夜秉烛,喧嚣白昼之后的盲者,午夜抚史,端坐旧藤椅,目光如炬,洞彻史实和现实。好友王国维自杀时,陈寅恪仿佛也死过一回,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直活下来。他以德式研究的缜密穷究东方文化的博大深远,纸中夹着百万雄兵。

陈寅恪:被称为“教授的教授”

1925年,清华大学发生了一件对中国学术影响深远的大事:即成立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研究院的宗旨是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人才。当时的清华是个留美预备学校,留美预备学校来办国学院,这本身就是要吸收西学来建设自己的文化。

新成立的国学研究院有4大导师:第一位是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 第二位是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著述等身的梁启超; 第三位是从哈佛大学回来的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3位导师性格各异,但都大名鼎鼎。而4大导师中最晚到校的陈寅恪,在当时并不出名。

陈寅恪出任研究院的导师,一说是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所推荐,他因为了解陈寅恪的博学而推崇备至; 还有一说是梁启超提名的,据说梁启超为了推荐陈寅恪,还曾与清华校长有过一番舌战。校长说,陈寅恪一无大部头的著作,二无博士学位,国学研究院的导师,怎么能连这些都没有呢?梁启超说:“没有学衔,没有著作,就不能当国学院的教授啊?我梁启超虽然是著作等身,但是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梁启超还说:“这样的人如果不请回来就被外国的大学请去了。”清华的校长最终怎么做出决定的,无从考证。但事实是,远在德国游学的陈寅恪接到国学院导师的聘书时,刚刚年满36岁。

一年后,陈寅恪的身影出现在清华园里。他很幽默。因为4大导师中的梁启超是“南海圣人”康有为的弟子,王国维是末代皇帝的读书顾问,于是陈寅恪就给学生们送了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

令师生们惊叹的是陈寅恪的博学。他在课堂上讲授的学问贯通中西,他在课余分析各国文字的演变,竟把葡萄酒原产何地,流传何处的脉络,给学生讲述得一清二楚。他上课时,连清华的教授们也常来听。有人称他为“活字典”,也有人称他是“教授的教授”。当时,冯友兰先生是大学者,名气比陈寅恪响亮得多,但冯友兰在陈寅恪面前也是毕恭毕敬、以学生自居,这连当时的学生们都能感觉到。

当年的华北学术界分成两派,一派是本国培养的学者,另一派是有留学经历的。本土派认为,留洋派不懂国情,你的学问再高,也是隔靴搔痒,解决不了中国问题。留洋派就觉得本土派太迂腐,眼光太狭,不掌握现代化的工具,因而两派互相瞧不起。但不管是哪一派,谁都不敢瞧不起陈寅恪,这在学术界堪称传奇。

來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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