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非政治，而是法治、人權》

黃國酮

有些香港人難免想：「為何修訂逃犯條例是惡法，美國要求加拿大拘捕和引渡孟晚舟女士又何嘗不是惡法？」。兩者外觀雖然有些類同，甚至美國的引渡理據似乎並不充份，但重點是「美」和「加」皆有獨立透明的司法制度，拘捕和刑偵過程中，疑犯有多種人權保障，在審訊時，控辯雙方可以在客觀事實上，依照證據法的原則，據理力爭，辯明真相。觀乎孟女士自被捕到今天，每一個程序、每一次到法院聆訊、以至結果，都是公諸全球，讓世人皆看得到。遺憾的是，中國迄今法制不明，無獨立司法制度，在拘柙過程中，被捕者更無任何人權保障，是故，迫在眉睫的修訂逃犯條例，在這些客觀情況下，是為惡法。

人權所談的各項權利並非是高不可攀的道德原則（high moral principle）。早在1948年當聯合國大會217A決議案通過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一些基本的人權概念經已形成。這些權利包括生命權、反酷刑權、反奴隸權、法律保護權和公平審訊權等等⋯⋯ 這些都是現今民主法治社會所確認的第一代人權。人權永遠不會在靜止狀態，法治社會進步，人權陸續洐生出社會權和經濟權（第二代人權），和其後引伸出的發展權及生態保護權（第三代人權）。

中國近三十年，經濟起飛，多次修法。八二憲法自1988年至2018年修改五次，增設地方行政和地方立法權等，但有別於其他國家，中國法律是否違憲，並非由法庭審決，而是由全國人大審查，人大是立法機關，試問又怎會「倒自己米」判定所立之法律是違憲？如此制度盡顯其對司法的不信任和中央集權本色。在體制上沒有絲毫分權，和互相制衡原則。最近一次的憲法修改，更取消國家主席和副主席，不超過兩屆的連任限制，走的是回頭路。主權在民或政黨輪替這些觀念，在今日中國，實是痴人說夢。中央集權之最，莫以此為甚。

其他中國實體法的修改，亦多集中於民法典。因私人房地產和民營企業興起，物權法因應修訂。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後，因條約所迫，修改民法篇的侵權法，但盜版的貨物，市面仍俯拾皆是。民法的精髓，即民法的總則篇，這是民法各分則的總綱，只在2017年10月1日才完整實施。所謂修法，其實只是修補法典，使法例完整化。但這些只是全面實施民商法的一些基礎而矣，又有什麼陽光修法可言。

各國刑法皆是為保護社會和公民的合法利益，不被非法侵害。統治者掌握公權力，如刑法的程序和審判標準沒有限制，統治者就隨時可以利用刑法，為所欲為。是故，為防統治者濫權，為保障人民權益，在刑事調查和舉證時，有各種人權保障，例如，招認必須自願，律師可隨時探視疑犯和無罪假設等等。同理，為保障審訊公平，聆訊要公開，控方需全部披露證據，傳聞證據不被接納等等。這些保障全屬於「第一代的人權」，由1948年開始發展，在過去七十多年，這些人權，在法治國經已是一些根深柢固的原則。

中國刑法的範圍，無遠弗屆，除傳統的屬地和屬人主義的立法外，更涵蓋保護主義下的境外法權。中國刑法第七條：「中國公民在中國境外犯三年以上徒刑者，適用本法」。中國公民被定義為具中國血統在中國出生（包括香港）的人。同法第八條：「外國人在中國境外對中國或其公民犯三年以上徒刑者，適用本法」。為尊重主權至上，國際法有兩大原則，其一是，國家可在其境內自由立法，包括境外的犯法事宜(prescriptive jurisdiction)；其二是，任何國家不得在其他國家或其他司法管轄區內執行其管轄權，除非其他司法管轄區同意其執行。

1966年的公民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ICCPR”)於1976年生效，簽署國現約為169個。條約是建基於1948年的人權宣言和其後所洐生出的第一代人權。簽約國家承諾將公約所規定的人權以國內法（national law）落實，並確保境內人民或受法律審訊的人享有公約所規定的人權。中國於1998年簽署，但迄今未有立法，或修改任何刑事法或刑事程序法，令被拘捕、羈留或受審人士尚未能享有這些人權。

其實，第一代人權經已存在國際間有七十年之久，這些基本人權都已成為國際習慣法 (international customary law)，即使沒有簽署，一個法治國亦應尊重，落實保障人民的權利。更遑論形式上經已簽署了公約廿一年的中國，迄今所有保障仍是付之厥如。這算是什麼陽光法治？

國內被拘柙的疑犯，沒有48小時過堂，或八日再提堂的規定。失蹤半年或一年後才提堂的，多的是；起訴後被定罪的案件只輕微低於100%，佔98%之多，而且絕大部份是招認。這種招認是否自願，在中國法庭上，控辯雙方曾有爭議，鮮有所聞；在拘留所的疑犯，家人不可探訪，律師亦要申請並經批準後，才可探訪；電視公開轉播被告在法庭上，承認有罪的報導很多，但鮮有報導所謂公開審判的細節；未聞中國有無罪假設，只知坦白從寬。國內的刑事審訊，有多公平？司法又能有多獨立？被羈柙受審人仕，又有多少人權保障？

在“兩制”下，香港享有獨立的司法權。亦賴此原則，回歸廿多年，國內刑庭的管轄權和中國刑法的效力，仍未能在香港實施。香港沿用傳統普通法，法庭尚能勉強把關，境內港人或外籍人仕的人權和法益，尚有保障。香港的法治指數，在全球排名第16位，而中國則在全球排名第82位，箇中原因，不言而喻。修訂逃犯條例是將香港這最後的防洪水閘，完全摧毀。特區政府近日提議，在移交案件時，請求中方落實一些被告人權的保障。這提議，除證實，特區政府亦不能不承認，迄今中國連第一代人權的保障還沒有外，更令人感覺提議只是另外一個「瞞天過海」的手法。當歐美各國，關心中國被捕人士的人權狀況時，中國政府的標準答案是：「這是中國內部事務 (domestic affairs)，不容外國干涉。」請問特區政府，這些要求，您又能如何保證北京政府會真正落實？

反對修訂逃犯條例並非政治訴求，亦與追求民主無關。在所謂的「一國兩制」下，香港的生存空間已越來越窄，只勉強剩下獨立公正的司法制度這一光環，而這光環也已日漸暗淡！香港人現時只有一個很謙卑的懇求，讓香港保留這最後一個關卡，讓我們碩果僅存的人權、法治可以保留下來，不要將香港變成廣州，不要讓香港人像藏民、彊民一樣，要流落他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