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主義的黑暗源頭

文／費舒華（Joshua Philipp） 張小清 譯

如果你要問共產主義的源頭，大多數人會說是《共產黨宣言》的作者卡爾‧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不過，如果你去問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可能會回答，第一個共產黨革命者是弗朗索瓦-諾埃爾‧格拉克斯‧巴貝夫（François-Noël ‘Gracchus’ Babeuf）。而假使巴貝夫今天仍然在世，問他信仰的根源，他大概會這樣回答：「嗯，這說起來有點複雜。」

1794年7月28日，法國政治家馬克西米連‧羅伯斯庇爾（Maximilien Robespierre）被送上斷頭台，結束了法國大革命時期激進派政治團體「雅各賓俱樂部」的專政。

隨著羅伯斯庇爾被處決，其「恐怖統治」（Reign of Terror）也宣告結束，這是法國大革命中暴力血腥的時期，其間有16,000多人遭斬首；而由於監禁、自殺、流亡、內戰等原因，實際死亡人數遠不止於此，據英國學者內斯塔‧韋伯斯特（Nesta Webster）的《世界革命》（World Revolution），雅各賓專政共造成30萬人死亡。

羅伯斯庇爾之死，讓下面眾多激進派人物陷入混亂，其時，巴貝夫登上了歷史舞台。據牛津大學現代史教授大衛‧普里斯特蘭（David Priestland）所著《紅旗》（The Red Flag: A History of Communism）一書，「巴貝夫譴責羅比斯庇爾背叛法國工農，他本人成為共產主義運動的第一個領導人。」

「按照巴貝夫的設想，貨幣要廢除，人們必須將所有勞動成果交到集體倉庫，由集權政府重新分配。」

巴貝夫的目標是推翻革命的法蘭西督政府（French Directory，1795—1799），按社會主義的新思想設計新制度，以此恢復雅各賓派的「平等共產主義」政權。

弗朗索瓦‧諾埃爾‧格拉克斯‧巴貝夫（1760—1797）被認為是第一個共產主義革命者。出自法國歷史學家嘉洛瓦（Léonard Gallois）1846年一本著作的插圖。（公有領域）

普里斯特蘭寫道，巴貝夫「抨擊私有財產，比他在雅各賓派執政時還激烈」，他也放棄了僅靠土地法就能帶來「絕對平等」新局面的想法。

按照巴貝夫的設想，貨幣要廢除，人們必須將所有勞動成果交到集體倉庫，由集權政府重新分配。

巴貝夫從他所謂「溫和的雅各賓主義」中吸取教訓，也注意到羅伯斯庇爾在其恐怖統治中處處使用暴力。巴貝夫尋求建立一種更極端的制度：通過暴力革命來控制和強化權力意志。

據《法國大革命史詞典》（A Critical Dictiona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巴貝夫在1795年2月因「煽動叛亂、謀殺和瓦解國民議會」入獄，期間密謀成立「平等陣線」（Conspiracy of the Equals，又稱平等會、巴貝夫密謀等）。書中提到，其身邊的密謀者包括監獄囚犯中的「前恐怖分子」和「新恐怖分子」日耳曼（Germain）、波德森（Bodson）、德邦（Debon）和邦納羅蒂（Buonarroti）等，其他激進分子也很快加入其中。

不過，沒有等到巴貝夫在1796年5月11日實施武裝起義，督政府就聽到了風聲。5月10日，他和許多密謀者一同被捕，經過兩個月的審訊，許多人被判處死刑。

巴貝夫在1797年5月27日被送上了斷頭台，但他的理論卻由活下來的密謀者菲利波‧邦納羅蒂（Filippo Buonarroti）繼承，後者著書記述了這場失敗的運動。

在巴貝夫思想的影響下，祕密社團「流亡者同盟」（League of Outlaws）很快在巴黎興起。據普里斯特蘭記述，德國裁縫威廉‧魏特林（Wilhelm Weitling）在1835年抵達巴黎後加入該社團，很快成為「1840年代最有名的共產主義者之一」。

按普里斯特蘭的說法，魏特林沿襲了巴貝夫關於暴力革命、強制執行平等、消滅私有制的思想，參合他心中的「基督教末日景象」。在其領導下，「流亡者同盟」於1836年更名為「正義者同盟」（League of the Just）。

當時的歐洲有多個激進社團，很多公眾人物與報紙都在宣傳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新思想。特別是在19世紀的巴黎，前後發生了多次起義。

「正義者同盟」參與了1839年布朗基（Louis Auguste Blanqui）「四季社」的起義。之後，魏特林成為第一個共產政權「1871年巴黎公社」的領袖，發起了一場大規模的殺戮和破壞，短短兩個多月內就屠殺了幾十萬人，毀掉了巴黎及城中文物古蹟的四分之一。

在畫家居斯塔夫‧庫爾貝（Gustave Courbet）領導下，巴黎公社社員於1871年5月16日拆毀旺多姆圓柱（Vendôme Column），圖為遺址。 (Harris Brisbane Dick Fund, 1953)

不過，早在巴黎公社之前，共產主義就開始在社會上生根。基於國家強制實施平等和無休止鬥爭的現代共產主義，其早期源頭可追溯到祕密黑幫「光照幫」（Illuminati）。（參閱» 龍延：挖出共產黨的根）

1839年「四季社」起義失敗後，「正義者同盟」被迫遷到倫敦，並於1840年建立「德國左派工會勞工教育協會」（Educational Society for German Workingmen）。在1847年6月的一次大會上，「正義者同盟」與馬克思和恩格斯一年前建立的「共產主義者同盟委員會」（Communist Correspondence Committee）合併，組成了由兩人領頭的「共產主義者同盟」（Communist League）。隨後，馬克思和恩格斯整理編寫出了《共產黨宣言》，並於次年發表。

這份《共產黨宣言》後來成為現代共產政權的綱領性文件，不過，據伯納德‧摩斯（Bernard H. Moss）的《馬克思與法國永久革命》（Marx and the Permanent Revolution in France）一書記載，那時這只是「為一個小幫派草草編出的小冊子」，並沒有馬上引起重視。按照摩斯的解釋，在1848年，「宣言中的絕大部分思想在工薪階層的民主派人士中都已司空見慣」。

然而，隨著馬克思、恩格斯知名度的增加，「宣言」傳播得越來越廣。這本簡短綜合的小冊子，可以用來向不讀馬、恩其它著作的人進行宣說。

馬克思、恩格斯扮演的另一個角色，是將當時各國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運動整合在一起——他們最先嘗試的是聯合「德國工人俱樂部」（German Workers’ Club），隨後又建立了「國際工人聯合會」（Workingman’s Association），即「第一國際」。

其間，馬克思和恩格斯希望建立一種統一的理論，也就是深深根植於法國大革命的共產主義。為了他們自己的極權主義等級制不受挑戰，他們熱切呼籲摧毀一切等級制度，就如法國大革命那樣，致力摧毀家庭、財產、貴族和宗教。

雖然《共產黨宣言》看似在宣揚平等、共享這樣的崇高理念，實質上，其宣揚的思想對人類卻是災難性的。「宣言」提出，「共產主義要廢除永恆真理，它要廢除宗教、道德」。

「宣言」否定傳統美德和個人責任，代之以一個高度集權政府，這個政府強制摧毀一切社會結構，並將新的無神論和階級鬥爭體系強加給所有國民。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年的《神聖家族》（The Holy Family）中寫道：「1789年從『社會聯誼會』（Cercle social）開始的革命運動，……至巴貝夫的密謀暫告失敗，使得巴貝夫的朋友邦納羅蒂在1830年革命後重提共產主義觀念。這種持續發展的思想，就是新的世界秩序的思想。」

據《共產主義黑皮書》，僅僅歷經一個多世紀，這種新的制度就造成1億多人非正常死亡。（待續）

共产主义的黑暗源头（中）

财 富 再 分 配 、暴 力 镇 压 和 推 行 无 神 论 的 失 败 实 验

文／费舒华（Joshua Philipp） 张小清 译

这幅版画刻画了法国大革命期间将国王路易十六斩首的场面。(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法国大革命中的“恐怖统治”（Reign of Terror）奠定了共产主义发展的基础。其所推动的“自由”思想是建立在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基础上，这种制度企图通过规范个人的信仰与观念来实现“社会公益”，反而逐渐摧毁了自由意志。

（接前文）

共产主义通过暴力压制一切异见来维持自身存在。独裁者们认为他们的理念是乌托邦式的——是人类进步的大结局，所有与之相左的观点都遭到扼杀。

在巴贝夫（François-Noël ‘Gracchus’ Babeuf）成立秘密组织“平等会”想要推翻政府之前，在其思想又孕育出“流亡者同盟”前，巴贝夫是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Robespierre）的雅各宾俱乐部的一员。罗伯斯庇尔正是法国大革命最恐怖阶段——“恐怖统治”时期的幕后人物。

1789至1799年的法国大革命紧跟着美国独立战争（1775至1783年）的滚滚车轮而来。独立战争属于美国革命的一部分，这场革命，是基于其中的个体对同一思想理念的认同，以及围绕一个共同目标团结协力，而法国大革命中的许多俱乐部和社团，在意识形态和目标上却是南辕北辙。

“他们不只与国王作战，也反抗一切现存的制度——包括宗教和传统道德。”
美国革命的领导者们反抗殖民统治、争取独立，法国大革命的领袖们，其敌人却全然不同：他们不只与国王作战，也反抗一切现存的制度——包括宗教和传统道德。

他们犯下的错误，也将由在世界其它地区兴起的共产政权重演。

法国大革命的领导人为了追求他们痴迷的“解放”，把立法的触角伸向方方面面，每一部新颁布的法律都会把新出现的社团定作“革命”的敌人。同样，共产政权独裁者们也以“个人即政治”的名义制定新法令，所有新法令都会釐定一套新的“敌人”。

据法国历史学家亚伯特‧马迪厄（Albert Mathiez）在巴黎撰写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雅各宾主义》（Le Bolchevisme et le Jacobinisme，1920）一书，弗拉基米尔‧列宁在借1917年十月革命夺取俄罗斯政权后不久，就为罗伯斯庇尔竖了一尊雕像。[注：该书英译本由共产主义网站马克思主义文库（MIA）翻译。]

这很有象征意味，马迪厄写道，因为“列宁像所有的俄罗斯社会主义者一样，受到我们伟大的（法国）革命历史的滋养、受到榜样的鼓舞，并在根据国情进行改良同时，将其付诸实践”。

法国大革命中实施恐怖统治的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Robespierre，1758—1794）肖像。（公有区域）

他写道，罗伯斯庇尔的雅各宾主义和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以同样的方式——恐怖、强行征用和征税来实施的阶级专政，且最终目标是一致的——社会转型，不仅是俄罗斯或法国社会，而是全社会的转型”。

罗布斯庇尔属于激进的革命团体“雅各宾俱乐部”，俱乐部成员中包括两个突出的议会派系——自由派（吉伦特派）和激进派（山岳派），罗布斯庇尔是山岳派领袖。

温和的吉伦特派与极端的山岳派之间的分歧，导致了法国大革命为后人周知的多次动乱。罗伯斯庇尔1793年7月上台时，公共安全委员会刚刚通过三日暴动（5月31日—6月2日）驱逐了吉伦特派，结束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议会民主；“雅各宾专政恐怖统治”从9月间开始实施。

“雅各宾派的许多代表已经得出结论，挽救革命需要无情的措施。”威廉‧科马克（William S. Cormack）在其《法国大革命与海军政治冲突 1789—1794》（Revolution and Political Conflict in the French Navy 1789-1794）一书中写道，罗伯斯庇尔认为，“我们（法国）需要的是一个单一意志。”

这种国家恐怖主义可以用其主要参与者安东万‧路易‧德‧圣鞠斯特（Louis Antoine de Saint-Just）在国民公会演讲时的一段发言来概括：

“只要最后一个自由之敌人还在呼吸，你就没有成功的希望。你不仅要惩罚叛徒，也要惩罚中立的人；……既然法国人民已经宣布了他们的意愿，那么每个反对者都‘自外’于最高权力机构；在最高权力机构之外的人，全部都是敌人。”

“恐怖统治”时期大规模使用暴力始于1793年9月初，当时激进的巴黎市民武装入侵国民公会，要求公会接受其集体主义（计划经济）方案。与山岳派结盟的法国低层平民“无套裤汉”（Sans-culottes，又译无裤党）将食物供给不足归罪于农民，认为农民在为自己囤积食物，继而要求雅各宾党人对其施行恐怖政策，用刺刀将食品顶出仓库。

这场运动就像一面镜子，映射了列宁、毛泽东等多位共产政权魁首日后所发起的运动，这些运动从农民手里攫取种子、庄稼乃至农具，引发更为严重的饥荒。

1793年9月17日，公安委员会发布“嫌疑犯法令”，任何有反对政权嫌疑的人都可能被定罪，违法行为包括行为可疑、有不当的社会联系，以及发表不当的言辞和著作。违反这项新法令的人都被送上了断头台。

罗伯斯庇尔这样解释这一理念：“灾厄会降临在那些在此谴责我们的人身上。”

共产政权的独裁统治也有类似的政策，反对各种各样暴力革命的人，也都被定性为“反革命分子”，同样遭到谴责或杀害。这可说是毛泽东发起的文革的基本政策。

依照“嫌疑犯法令”最先被斩首者中，有22个吉伦特人；他们在此前一周受到“革命法庭”的审判，裁决是早已定好的。吉伦特派在法国大革命中的影响力就此结束，山岳派从此掌权。

法国大革命激进分子之一安东万‧路易‧德‧圣鞠斯特（Louis Antoine de Saint-Just，1767—1794）肖像，1793年绘制。（公有领域）

“在人民和敌人之间，除去宝剑外，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在“清洗”法国莱昂市之前，圣鞠斯特如是说。

“法国大革命领导人宣扬“集体利益”，以证明广泛使用暴力的正当性。”列宁后来在“党派”的观念下推出类似的概念：民众中有支持革命的，也有未支持革命的人，后者被定为消灭对象。在今天的政治冲突中仍然可以看到这种思想，即社会民众只分两派，没有中间派。

如拉尔夫‧汉考克（Lalph C. Hancock）和加里‧兰伯特（L. Gary Lambert）在《法国大革命的遗产》（The Legac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一书中指出的，“革命者要向公众施行暴力，会不断请‘人民’政府赋予其正当性。”

这些革命独裁者所说的“人民”（the People）不是指国民，而是他们想缔造的共产体制中人。对革命所创造出的这些人而言，滔天大罪没什么了不起，残暴恶行也没什么可怕的。

“法国大革命领导人宣扬“集体利益”，以证明广泛使用暴力的正当性。”
法国大革命以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为口号，而用威廉‧詹金斯（William Jenkins）修士在80年代美国电视节目《天主教徒的信条》（What Catholics Believe）中的话来说，他们提出的“完全自由”的理念，说是“无政府状态”最为合适。

詹金斯说，在恐怖统治期间，罗伯斯庇尔及其革命同党基于极端主义的逻辑，屠杀了许多法国农民；“这里的人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暴力），这里的人们也从来没有犯过罪，他们却必须死，好让法国变成社会主义社会。”

在这场新运动中，山岳派内部一个更极端的小团体——科德利埃俱乐部（Cordeliers Club）扮演了关键角色。

该俱乐部创建了巴黎公社（Paris Commune），在1789—1795年法国革命期间成为巴黎执政府。巴黎公社发动了一系列旨在消灭基督教的暴力行动，仅在1792年的“九月屠杀”中就有1,200多名教士和其他囚犯一起遭到杀戮，可被视作最早执行现代国家恐怖主义的机构之一。

科德利埃俱乐部的创始人包括乔治‧丹东（Georges Danton）——攻占巴士底狱的关键人物，还有卡米尔‧B‧德穆兰（Camille B.Desmoulins）——罗伯斯庇尔的儿时好友、法国革命的另一个重要人物。

这个极端派别中，还有一个极端激进的成员——雅克‧R‧埃贝尔（Jacques R. Hébert），他创立埃贝尔派，颁布了无神论国教——理性崇拜（Culte de la Raison），以此压制基督教。

这幅1793年的速写刻画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理性崇拜”名目下的“理性女神”（Goddess of Reason）。（公有区域）

“理性崇拜”是由安托万—弗朗索瓦‧莫莫罗（Antoine-François Momoro）提出的，但推行“理性崇拜”则从埃贝尔和皮埃尔‧加斯帕德‧肖梅特（Pierre Gaspard Chaumette）开始。这个新体系否定一切神祇，在其“明确的人之宗教”中，创造出一个新的“理性女神”，从而成为史上第一个无神论国教。

詹金斯说：“罗伯斯庇尔带领人们进入巴黎圣母院敬奉‘理性之神’，然后在这场流血运动中，以自由、平等、博爱的名义将成千上万无辜生命消灭掉，真是莫大的讽刺。”据估计，法国革命期间有30万至40万人死于饥荒、战乱、处决等等。

“理性崇拜”带来了“去基督教运动”，其目标是在法国教会和民众当中消灭基督教和天主教。

1793年11月，“理性崇拜”推出了“理性节”：教士们当众遭到侮辱，穿上教职服装的男子在祭坛上撒尿，然后捣毁教堂；墓地中的十字架被移除；农场里的牲畜穿着教士的服装，被放入教堂。

这与后来实施共产独裁的列宁、毛泽东等人以武力贯彻国家无神论，带来宗教和传统信仰的空前浩劫，何其相似。

“理性崇拜”标志性的行动是放纵的假面舞会、猥亵行为，以及对肆意的破坏。其堕落至极，连罗伯斯庇尔后来也反对了。

罗伯斯庇尔作出的回应是立法认可信仰自由，并颁布他自己的一套信仰——“至上崇拜”（Culte de l’Être suprême），崇拜定义不清的自然神，并于1794年6月推出了“至上节”。

皮埃尔-安托万‧迪马西（Pierre-Antoine Demachy）的一幅绘画描绘了1794年至上节的场面。（公有领域）
皮埃尔-安托万‧迪马西（Pierre-Antoine Demachy）的一幅绘画描绘了1794年至上节的场面。（公有领域）
而对罗伯斯庇尔来说，这不是开始，却是结束：他在次月（1794年7月28日）被斩首，“恐怖统治”就此终结束。在拿破仑‧波拿巴于1804年恢复社会秩序之前，法国还要走过十年的艰难岁月。

唐纳德‧桑博恩（Donald Sanborn）神父在电视节目《天主教徒的信条》中则说，“法国大革命让一个国家变成一介暴民，共产主义即借此（暴力）维持生存。”

他还说：“共产主义是整个国家的绝对平等和社会主义化”，通过消灭个人权利、财产、家庭乃至最基本的社会结构，“你生活的每个方面都在国家的控制之下”。

“只有当破坏掉神赋予人的一切伦常时，才可能达到这一步。”他说，“你打破这一切，宣称‘国家面前一切平等’，而这国家根本就无视家庭、无视教堂、无视神，而只看管个人，那就是共产主义的基础。”

他也提到教皇庇护十一世（Pope Pius XI）1931年5月15日演讲中的一句话：“没有人能同时成为虔诚的天主教徒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待续）

共 产 主 义 意 识 形 态 形 成 于 隐 秘 教 派 、无 神 论 及 暴 力 革 命 社 团

1789至1799年的法国大革命对马克思以至共产主义的起源都有很大的影响。前文写到可被视作第一个共产主义革命者的巴贝夫及其对马克思的直接影响；还写到罗伯斯庇尔，其暴力恐怖统治对巴贝夫和列宁都产生了强烈影响。

然而，是什么想法诱使罗伯斯庇尔开始实行恐怖统治？是怎样的环境激起了法国大革命中“去基督教运动”背后那种排神的仇恨？持续到19、20世纪的革命暴动又是什么因素引发呢？

要理解这些，我们需要考察一下法国大革命时期欧洲的文化和哲学语境。

宗教与政治
共产主义诞生于一个一切都被重新考量的时代，18世纪中后期正是宗教和政治发生巨大转变的时期。

新教的发展带来了18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第一次宗教大觉醒运动，也引起了天主教会内部诸多不满；同样，1775至1783年间的美国革命也显示，在传统的君主制之外还有另一种选择。

人们渐而相信，他们的生活可以不依托于现有的等级制度，他们寻求着新思想，以及替代现行宗教和政治制度的方案。然而历史的宿命却让欧洲走上了一条与美国相反的政治道路。

新建立的美国制度是要通过限制政府权力来创造个人自由。这种制度对于自由意志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允许人们致富并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

新兴的欧洲体系则意在剥夺人们对传统的遵循，用国家推行的信条取代个人的信仰实践，并开始耍弄“通过国家再分配实现平等”的概念。而他们很快会发现，这些目标只有通过强迫个体就范的极权制度才能实现。

在列宁发动布尔什维克革命8年后的1925年3月21日，著名散文家G‧K‧切斯特顿（G.K. Chesterton）这样写道，新的共产主义制度“并不反叛不正常的暴政，他们反叛的是其认为正常的暴政——正常人的暴政”。他还写道：“他们不是针对君主而暴动，他们的暴动针对国民。”

美国作家迈克尔‧沃尔什（Michael Walsh）在《魔鬼之乐宫》（The Devil’s Pleasure Palace）一书中写道，现代西方社会中一直存在的那些问题，“几乎完全在于我们将神话、传说和宗教拒斥为‘不科学’，在于我们为了给社会的弊病提供解方，迎纳了空洞说教的‘社会发展阶段论’。”

共产主义不仅是一场政治运动，也是一种有着自身“道德框架”和忠诚标准的意识形态。沃尔什写道：“冷战期间，西方的批评家们认为苏联及其马列主义学说无异于一种新的宗教。”

他指出，共产主义的“新宗教”与传统宗教结构具有对应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就是其“经书”，其领袖被抬到“先知”的地位，党内有好战派，政治局委员会里有“教职阶层”，在西方社会则有共产主义的辩护者。

要了解这个新宗教的隐秘性及其暴力反宗教的性质，了解它所根植的意识形态环境是很重要的。

秘密社团
阴谋论和丹‧布朗畅销小说让很多人知道了光明会（Illuminati，又译光照派、光照帮）。历史上的确有光照帮，其对于现代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不能小看。

与列宁一道领导苏共的第一届政治局七委员之一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肖像，出自1921年纽约出版的《俄罗斯布尔什维克革命》（The Russian Bolshevik Revolution）。（公有领域）
与列宁一道领导苏共的第一届政治局七委员之一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肖像，出自1921年纽约出版的《俄罗斯布尔什维克革命》（The Russian Bolshevik Revolution）。（公有领域）
与列宁一道领导苏共的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在其1930年的自传《我的人生》（My Life）中谈到了光照帮的重要性。托洛茨基写道：“在18世纪，共济会宣说激进的启蒙政策，光照帮也是如此，他们是革命的先驱者。”

他提出，光照帮中左派的活动“在烧炭党那里达到了高潮”。〔译注：烧炭党（Carbonari），意大利秘密革命社团。〕这些社团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很活跃，对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起了部分作用。

光照帮教义是当时许多隐微秘传的学说之一，受到诺斯替主义和赫耳墨斯主义的影响。它泛泛地基于一种通过理性达成个人启蒙的思想，强调的重点则是唯物主义与所谓“人性”（human nature）——往往具有强烈的反宗教和反政府色彩。

巴伐利亚光照帮（The Order of the Illuminati）是这一体系中最具影响力的机构之一，1776年由秘密革命者亚当‧魏萨普（Adam Weishaupt）创立。该组织有很多文字鼓动消灭宗教、颠覆政府，并与当时盛行的另一隐秘派别玫瑰十字团（Rosicrucians）进行意识形态论战。

不过魏萨普的帮派命数不长。1786年，巴伐利亚选帝侯卡尔‧泰奥多尔（Charles Theodore）下令禁止一切秘密社团，并查获了魏萨普及其追随者的通信和文书。政府后来公开了这些秘密文件，以进一步对这个企图推翻欧洲政府的阴谋团伙定罪。

法国耶稣会教士奥古斯丁‧巴鲁尔（Abbé Augustin Barruel）在其1797—1798年撰著的《雅各宾主义历史回忆录》（Memoirs Illustrating the History of Jacobinism）中写道，魏萨普的思想后来被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恐怖统治组织“雅各宾俱乐部”付诸实践，罗伯斯庇尔和巴贝夫都是该俱乐部成员。

1776年创立巴伐利亚光照帮的帮主亚当‧魏萨普（Adam Weishaupt，1748—1830）版画肖像。（公有领域）
1776年创立巴伐利亚光照帮的帮主亚当‧魏萨普（Adam Weishaupt，1748—1830）版画肖像。（公有领域）
巴鲁尔写道，雅各宾派宣称“所有人都是平等、自由的”，但在平等、自由的名义之下，“他们践踏祭坛和王座，挑动各国叛乱，目的是使之最终陷入无政府的恐怖状态”。魏萨普呼吁颠覆有序的政府，及继承权、私有财产、爱国主义、家庭乃至宗教信仰。在魏萨普的文字中我们可以发现，其许多核心理念都与马克思宣扬的如出一辙。

他还发展了文明阶段的思想，后来反映在了马克思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中——五阶段以共产主义为最后阶段，社会主义是其过渡形式）。在后来的共产政权领袖那里，对所有传统观念和信念的破坏都通过宣说这种乌托邦式理念而正当化了。

英国史学家内斯塔‧韦伯斯特（Nesta Webster）在其1924年著作《秘密社团与颠覆运动》（Secret Societies and Subversive Movements）中说，无论法国大革命还是布尔什维克革命，都不仅仅是从当时的社会环境或领袖的直接宣教中生发出来的。

她写道：“这两次暴动，都是利用了民众由于苦难或不满而长期蓄积的力量，不仅针对基督教，也针对一切社会和道德秩序而发起猛烈冲击。”

黑暗的隐秘教派
大革命时期的法国民众曾就宗教和政治的性质进行大量的讨论，在此期间，欧洲和国际上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成为考察议论的对象。

许多法国人开始质疑教会，教会遏制民众疑虑之举反使他们更为怀疑——特别是宗教裁判所，在西班牙，直到1834年还在审判异教徒。在围绕宗教的论辩中，法国人开始放弃天主教而改信各种改良的基督教，也转向许多黑暗的隐秘信仰（Occultism）。

当时的意识形态受到赫耳墨斯神秘主义，以及诺斯替主义（或称灵知派、灵智派）一些黑暗隐秘教派的影响。诺斯替主义教派经常融入基督教和其他信仰的一些因素，很大程度上却反对基督教的道德秩序。其核心信念对于塑造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道德哲学发挥了关键作用。

这些隐秘信仰中，有些较其它更为前卫。例如，诺斯替派团体之一的该隐派（Cainites）推动对道德秩序的直接反叛，并号召其追随者摧毁神的创造、直接参与罪恶。

其它教派走了一条更迂回的道路，用理性的面纱掩盖自己的性质。例如，卡珀克雷特派（Carpocratians）否认耶稣的神性，并认为他们不被法律或道德——他们认为构成人的东西所拘束。

19世纪的教会史学家雅克‧迈特尔（Jacques Matter）在其1828年撰著的《诺斯替主义历史批判》（Histoire Critique du Gnosticisme）中指出，该教派反对宗教信仰，其追随者认为放纵道德约束可使他们自己与神平等。

其对所谓“人性”而不是道德诉求的信仰，呼应了共产主义后来承袭的唯物主义意识形态。按照这种思想，以自然为优先视角，任何从人性生发出来的东西都是对的——包括一切罪孽。

好战的无神论
俄罗斯作家、历史学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在1983年接受邓普顿奖（Templeton Prize）的致辞中说，“在马克思和列宁的哲学体系中，言其心理核心，仇视神是主要驱动力，这比他们所有的政治和经济伪装都更根本。”

他接着说：“在共产党的政策中，好战的无神论不只是偶然或边缘性的，它不是一种副作用，而是其中心支点。”

所有这一切都回到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源——鼓吹“人性”、贬损道德诉求，以及对道德规范的破坏。

这种对“人性”的神化，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社会哲学及众多秘密社团的一个关键因素。

法国大革命的第一个国教“理性崇拜”（Cult of Reason）同样充满反宗教的热情，并且将人类“理性”的概念神化为一种信仰。在此之下，雅克‧R‧埃贝尔（Jacques Hébert）及其追随者展开了诽谤和摧毁宗教的去“基督教化运动”。

“理性崇拜”之下的反基督教热，部分可归因于当时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伏尔泰言论的盛行。

法国启蒙运动哲学家、反宗教作家伏尔泰（原名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François-Marie Arouet，1694—1778）画像，尼古拉‧德‧拉吉利叶赫（Nicolas de Largillière）作。（公有领域）

伏尔泰在他的信中经常把基督徒和基督称作“歹徒”，并经常号召民众“打倒歹徒”。他还鼓励他的一位主要追随者让—巴蒂斯特‧勒‧朗德‧达朗贝尔（Jean-Baptiste le Rond d’Alembert）运用“出击但把手藏起来”的策略达成这一目的。

在1765年的一封信中他写道：“各个方面我们都在宣告胜利，我可以向你保证，不久之后，只有乌合之众才会遵循我们敌人的标准，无论这些乌合之众是支持还是反对我们，我们都同样谴责。”1768年的另一封信则这样写道：宗教“这只怪物”“必须倒地，被一百只无形之手执刀刺穿；是的，让它在千百次的反复打击下倒地吧”。

1783年当选爱丁堡皇家学会第一任秘书长的约翰‧罗宾逊（John Robinson），在其《阴谋的证据》（Proofs of a Conspiracy，1797）一书中讨论了光照帮等法国大革命背后的阴谋者，并特别提到伏尔泰的影响。

罗宾逊写道，伏尔泰及其追随者所谓“亲爱的计划”（darling project）是“摧毁基督教和所有宗教信仰，实现政府的全面变革”；伏尔泰采取“意识形态影响”策略，通过批量生产文本，“算计著在吊起男人感官胃口的同时颠覆他们的判断”。

索尔仁尼琴认为，这是全世界见证的共产主义制度诸多弊病的根源所在。他说：“人类觉悟的落败，被剥夺自身神圣的层面，是本世纪所有重大罪行的决定性因素。”

当人们失去道德责任感时，当人类的“理性”——背后是同样无约束的意志和欲望——成为衡量对错的唯一基础，激励人们做出对错选择的将会是什么？索尔仁尼琴指出，这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漏洞。

“当外部权利完全不受限制的时候，人们为什么要从内心努力约束自己的卑劣行为？”他接着说，“无论是基于种族、阶层还是意识形态，人们又为什么要避免燃起仇恨之火？事实上，这样的仇恨今天正腐蚀著许多人的心灵。西方相信无神论的教师们，正本着对自己社会的仇视精神培养年轻一代。”

社会“德性”
政治哲学家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对法国大革命和现代社会主义有很大影响。从他的教诲中也可见到类似的意识形态。

与诺斯替教派类似，卢梭认为人的品格性情和阶层身份都是后天形成的，并宣扬一种新的“德性”社会愿景，他认为人们由此会更接近不羁的人性。

卢梭的主要著作是1762年出版的《社会契约论》。这本书包含卢梭关于如何建立政治社会的理论，这样的社会旨在让人们平等地放弃权利，以从所谓“奴隶制”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卢梭的思想对罗伯斯庇尔影响非常深，尽管罗伯斯庇尔制造恐怖的手法并不见于卢梭的著述。

启蒙运动的主要信仰还包括自然神论（Deism），这是罗伯斯庇尔“至上崇拜”的核心信念，也是一种哲学宗教——认为宇宙的开创是合乎理性的，仅凭常人的理性就能获得理解。虽然自然神论没走到无神论上去，但其道德观是以人而不是神为中心。

在所有这些信仰背后是宗教思想的转变：寻求以个人“理性”代替传统的信仰与信念。从中生发出了将人“神化”的新概念，以及对因人欲失控而行的一切罪恶的宽容。

19世纪法国著名神秘学家伊利法斯‧利未（Éliphas Lévi）在其1860年编写的《魔法的历史》（Histoire de la Magie）中解释了这类教派的特点，称之为“对等级秩序的叛逆”；还说，他们抛弃传统宗教的道德清醒，寻求“感性激情”和“荒谬不经”，以满足摧毁所有社会阶层、乃至家庭结构的渴望。

内斯特‧韦伯斯特写道，这些教派有两个着眼点：隐秘性和政治性。他们利用颠覆手法把人束缚在制度上，然后采取行动来“贬低所有公认的道德观念和宗教”。

这种评价，即将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有对应的表现。据《共产党宣言》，他们的新制度“要废除宗教、道德”。

索尔仁尼琴说，在俄罗斯共产主义革命之前，“信仰是塑造和凝聚这个国家的力量”，宗教文化是把整个社会团结在一起的道德基础。

他回忆，“我记得在我还小的时候，听到一些老人对俄罗斯发生的巨大灾难给出这样的解释：人们忘记了神，才发生了这一切。”

从那时起，索尔仁尼琴花了近五十年进行研读、搜集个人见证，并撰写共产主义革命史，他说：“不过如果今天要求我尽可能简括地总结吞噬了我们约6,000万人民的破坏性革命的主要原因，除了重复他们的话，我无法说得更准确：人们忘记了神，才发生了这一切。”

作者简介：费舒华（Joshua Philipp），英文大纪元获奖专题记者，报导方向为与中国有关的美国国家安全。他是研究混合型战争的专家，包括中共在间谍活动、有组织犯罪和非常规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和采取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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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方沛
来源：大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