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和会今日世界简讯 2021/06/19 美法院维持FCC采购补贴禁令 华为败诉

世界簡訊標題導讀：

• 美法院维持FCC采购补贴禁令 华为败诉

• 德媒重磅长文详解：中共对西方的可怕渗透

•【一线采访】深圳机场人员确诊 下十围封村

• NASA科学家隐瞒参与千人计划 获刑30天

• 营救香港手足 “新黄雀行动”获美议员褒奖

• 犯罪激增 德州警长：现在的非法移民很不同

• 宁波一外教杀死女学生 家长发声遭打压

• 新泽西拟建海上风电厂 上万居民签名反对

•【名家专栏】马克思主义挑战公民社会

• 中共CGTN全球招募记者网红 盯上年轻人

以下是详细内容：

美法院维持FCC采购补贴禁令 华为败诉

美国联邦上诉法院周五（6月18日）驳回了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的诉讼，这也意味法院支持FCC称华为构成国安威胁的判定。

2019年，FCC禁止美国电信公司使用联邦补贴购买华为设备。华府认为，华为设备和网络容易受到黑客攻击，而且该公司与中共军事情报系统的过从甚密，构成了国家安全风险。华为随即向FCC发起法律挑战，并声称FCC作出国家安全判断，是超越其权限的。

据美联社报导，美国第五巡回上诉法院裁定，FCC完全有权力和权限发布规则，禁止“普及服务基金”（Universal Service Fund，USF）补贴的接受者，从被认为有国家安全风险的公司购买设备或服务。

“普及服务基金”旨在确保所有美国居民，都能使用基本的电话与网络服务，提高教育与就业机会，并缩小城乡差距。接受该补助的美国农村地区电信运营商，在FCC颁布禁令前，广泛依赖华为、中兴等廉价的中国设备。

这个由三名法官组成的小组，驳回了华为的主张，即FCC缺乏将华为设备指定为对美国电信基础设施构成安全风险的专业知识。

在一份长达61页的意见书中，法官们说，他们深思了华为的指控，相信华为的说法没有根据，并维持了初审法官对FCC的有利裁决。

巡回法官斯图尔特·凯尔·邓肯（Stuart Kyle Duncan）写道：“如果我们确信FCC在这里充当国务院的‘某种初级机构’，我们会搁置该禁令。”

“但没有这样的骗局正在进行。评估电信网络的安全风险属于FCC的职责范围。”

据彭博社报导，华为律师迈克尔·卡文（Michael Carvin）拒绝就周五的裁决发表评论。

彭博指出，FCC的命令是在英国、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作出类似的国家安全评估之后发出的。

FCC称，它已正确评估了国会和司法部的证据，以确定华为的价格优势，已被国家安全风险所抵消。

本周四（6月17日），FCC决定将禁令扩大到其他产品，包括广泛使用的监控摄像头，这些产品由华为和其他四家中国电子公司制造。这五家公司被视为有国家安全威胁，FCC也考虑撤销对这些公司设备之前的授权。

被禁中国公司除华为、中兴外，还有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有限公司、大华科技有限公司以及双向无线电制造商海能达通讯公司。

德媒重磅长文详解：中共对西方的可怕渗透

德国《世界报》近日发表重磅长文，详解中共对西方媒体的可怕渗透。文章开篇即称，中共党魁习近平的野心是把中（共）国伪装成一个进步、民主的国家。至于侵犯人权的恶行，显然是中共想要极力掩盖和涂抹的，为此中共在全球招募了许多“助手”，在德国也不例外。

文章列举了一些人的故事，他们或是政客、媒体人，或是名不见经传的学生等，看似毫无共同点。但他们做了一件相同的事：向西方人推销中（共）国。他们把中（共）国描述成一个民主、进步的国家；一个有吸引力的旅游地和可靠的贸易伙伴；一个对维吾尔人没有进行种族灭绝和对香港自由战士没有进行暴力打压的国家。

这些人或者会因此类服务而获得金钱，或者获得地位和影响力。总之，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中共向全世界媒体宣传战略的一部分。

就在八年多前，中共党魁习近平在“思想宣传工作会议”上宣布了新目标：中（共）国将不再局限于被世界视为一个经济大国，而是要被视为一个有诚信的民主国家，因此必须找到新方法来“讲好中国的故事”。

换句话说，中共要输出软实力来成就其霸主地位。为此，北京不惜大撒币树立形象，专家估计，其每年至少投入100亿美元用于海外宣传。

中共投资全球电视网和购买播放时段

据《世界报》报导，这笔“宣传费”的一部分进入了中国全球电视网（CGTN）。这是一个成立于2016年的广播公司网络，用包括英语在内的六种语言在海外播放与中（共）国相关的电视节目。该节目由中共监督制作，而不是像英国BBC或德国之声等外国广播公司那样，由独立的编辑团队制作。

CGTN的欧洲广播中心位于伦敦，在城市西部的奇斯威克公园（Chiswick Park）现代工业区。从那里，中共也将信息无休止地循环播放到德国。例如，西方有影响力的人高谈他们在新疆惬意的自行车之旅。至于人权迫害？根本没有看到。

由于该电台没有达到最低的新闻标准，英国于2月撤销了其广播许可证。在德国，CGTN仍然可以通过沃达丰（Vodafone）的有线电视网络接收。

然而，CGTN所造成的损害毕竟有限，因为其各种运作尚在明处。中共在隐秘之处所做的宣传，才更加危险。在持续数月的研究中，《世界报》汇编了中共秘密运作的部分手法。

第一站是德国的一个当地社区。在莱茵河和摩泽尔河的交汇处，有一个名为乌尔巴（Urbar）的小市镇。两年来，中（共）国的信息一直从这里的一座建筑中对外广播。

这里是德国私营广播集团DRF的所在地，以前只提供“Hund Katze Specht”和“Entdecke Rhein-Lahn”等节目。然而一段时间以来，DRF也开始播放名为“中国信息”（China Info）的节目。每天18点开始，播放15分钟的节目，这个播段是黄金时段。节目展示了中国的民间舞蹈、田园风光、经济成功的故事等。

例如，去年3月，在中共病毒（COVID-19）大流行的第一个高峰期，当全世界第一次讨论该病毒是否可能从中国武汉实验室泄漏出时，“中国信息”采访了一位中国专家，他声称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该病毒来自中国。

当被问及该节目时，DRF主编施麦伦坎普（Bernd Schmellenkamp）在电话中以一种欢快的语气解释说，关于该节目没有什么可说的，每天15分钟的中国节目是他公司的收入来源，与其它节目没什么区别。

中共海外媒体宣传模式：付钱给德媒刊文

而这种怪象背后，是中共目前在许多西方国家日益确立的一种模式：中共向西方媒体支付金钱以传播其内容，要求是，媒体不能对内容加以编辑或评论，必须把中共提供的内容进行原汁原味的呈现。

中共的媒体公司经常购买整个报纸版面为其做形象报导，就像汽车制造商为其最新车型做广告一样。然而，这些“广告”往往只用小字标明为“特别出版物”，有时几乎无法与编辑部的稿件区分开来。

这样的版面出现在《南德意志报》、德国《商报》、《法兰克福汇报》等等上面。例如，《金融时报》在3月印制了一个专版，标题为“中国脱贫攻坚的十个案例”。

《世界报》也在2018年和2019年发布了由中共新华社委托的形象广告。2020年，《世界报》编辑部拒绝继续刊登此类广告。

即使是以内容中立为荣的德新社（dpa）也收取了中共国家通讯社的报酬，用以向德国报纸编辑发送关于中（共）国经济的正面报导，文章直接从中文翻译过来，不加评论。

为此，dpa设立了一个单独的调度服务，称为“新华丝路信息服务”。今年4月，人们还可以在那里看到，中（共）国正在庆祝一个与新丝绸之路有关的投资项目。

德新社发言人强调，付费的中（共）国广告并不影响其自身编辑的独立报导，他们会继续对中（共）国进行批评性的报导。然而，德新社也将中共的报导送到了德国的家庭和办公室，因为许多报纸和电视台都从德新社接收到来自中共的“友好新闻”。

《世界报》披露，北德广播公司NDR（Norddeutscher Rundfunk）也已经通过编辑合作将其品牌的可信度借给了中共国家电视台。在数字频道tagesschau24上，NDR从2017年起与CGTN合作播出一个关于“政治和经济”的讨论节目，4万名德国观众观看，而关于中共侵犯人权的关键问题则销声匿迹。

现在回想起来，NDR似乎对这个项目有些不适应。应《世界报》要求，NDR回应道，这只是一种“有选择的合作”，目标是不加审查的意见交流。然而，自2019年11月起，NDR没有继续运作该项目的计划了。

德国连锁书店Thalia的案例

去年秋天，一位汉学家在柏林的一家Thalia分店注意到，书架上关于中（共）国的书籍异常多。除了儿童读物、旅游指南和小说外，还有中共党魁习近平的宣传作品《中国治理》（China regieren），里面有习的讲话、访谈和思考等文章。

这位汉学家在Facebook上发布了“中（共）国书架”的照片，因此该事件才引起关注。最终，Thalia承认，已将店内的几个书架租给了一个“中国书商”。Thalia表示，为出版合作临时腾出书架空间是图书贸易中的一种常见做法，对中国书商的租赁处于“测试阶段”，当合同到期时，公司将决定是否继续合作。

德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马歇尔基金会研究员奥伯格（Mareike Ohlberg）说，Thalia和德国媒体的行为是有问题的。奥伯格的博士论文是关于中共的对外宣传战略。去年，她的新书《无声的征服——中共如何颠覆西方民主国家并重置世界秩序》（Die lautlose Eroberung）出版。

奥伯格认为，“中共借助在西方有声望的人、媒体甚至像Thalia这样的公司来宣传，要有效得多。”其目的是改变国内外的公众舆论。

美国华盛顿智库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负责中（共）国权力战略研究的历史学家谭安（Glenn Tiffert）也表示：“中共向外国媒体提供亲中的报导，然后在国内引用这些报导，以提高自己的可信度。”中共似乎越来越关心西方人对中（共）国的看法。

西方社会中代表中共的“耳语者”

中共在德国特别想要达成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新丝绸之路”，一个是5G网络。

首先，中共希望通过火车向欧洲输送大量的货物，而杜伊斯堡（Duisburg）将成为重要枢纽。然而，德国人普遍担心“新丝绸之路”可能成为一条单行道，中（共）国的市场力量会压倒德国的国内产业。

其次，中共希望电信公司华为参与完成德国5G网络的升级。批评者担心，这将使中共特工部门进入德国的通信基础设施，并对德国的政治和商业进行监视。

为了扭转舆论，中共利用有偿游说者针对德国政治家、商界领袖和舆论界人士进行运作，也就是去影响那些决定立法项目和投资项目的人。在柏林，有几十家传播机构专门负责使有争议的项目为政治决策者所接受。

公关说客的特性之一是他们的隐蔽性，他们不会暴露自己的敏感任务。一方面，他们认为中共是有利可图的客户，拥有价值数十亿的宣传资金；另一方面，没有人愿意正式承认是为中共极权主义政权或国有附属公司华为工作。

然而，有时会有一些消息传出，例如前欧盟高级外交官和说客萨巴蒂尔（Gerhard Sabathil）的情况。时至今日，事情还没有得到完全披露。2020年1月，武装警察冲进萨巴蒂尔在柏林政府区的公寓。联邦总检察长和宪法保护局怀疑他为中共特工部门提供情报，调查人员已对萨巴蒂尔和其家人进行了一年多的监听。

调查人员认为萨巴蒂尔在担任中共间谍的同时，还作为说客向中（共）国客户提供建议。萨巴蒂尔曾在2017年辞去外交工作，开始在Eutop公司担任总经理，这是一家在柏林和布鲁塞尔经营的游说公司。他当时最重要的客户就是电信集团华为。

联邦检察官无法证明萨巴蒂尔的特工活动，并在去年11月结束了对他的调查。萨巴蒂尔则不愿再谈及此事，他已离开游说机构Eutop。该机构也不愿意谈论此案。

《世界报》今年4月通过电子邮件询问Eutop，他们是否在为华为工作。Eutop的公关专家没有回答，而是聘请了德国知名媒体律师谢尔茨（Christian Schertz）进行回复。在回复中，谢尔茨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却警告了虚假报导的法律后果。

中共在柏林的“开门人”

如今，中共在柏林的开门人不再是萨巴蒂尔，而是另一位“名人”：范‧卡彭（Udo van Kampen）。现年72岁的范‧卡彭曾领导德国电视二台（ZDF）在布鲁塞尔的工作室多年，报导欧盟和北约的情况，并与德国和欧洲的高层政治家保持密切联系。

2015年从ZDF退休后，范‧卡彭被Kekst CNC聘用，这是一家拥有13个办事处的全球公关公司，包括柏林、慕尼黑、纽约、伦敦和香港。在他们的网站上，范‧卡彭被称为“声誉领域的专家”。

柏林公关界的几位内部人士一致表示，范‧卡彭有一位势力强大的朋友：史明德。在2019年底前，他是中共驻柏林的大使，在北京政治圈有过硬的关系网。两人于1984年在中国的一次记者旅行中相遇，并从那时起一直保持密切联系。

在中共病毒大流行开始前不久，范‧卡彭曾邀请史明德和不少有影响力的政治和商业代表在他的柏林公寓共进晚餐。据悉，范‧卡彭大谈特谈了一次中国之行，并对中国的美景大加赞赏。

范‧卡彭与史明德的这种关系显然足够密切，以至于近年来华为更频繁地在该机构位于柏林的办公室举行其德国顾问委员会会议。

《世界报》就此询问范‧卡彭时，没有得到回复。然而，他所在的公司Kekst CNC却回答说：虽然他们不评论客户关系，但他们“不能明确排除有中国公司的支持”。

德国政界面临的压力

三年前，德国联邦议院超过100名议员在其选区办公室收到了“神秘”包裹：中共党魁习近平的《中国治理II》（China regieren II）英文版，这是最纯粹形式的中共政党赞歌。

寄件人是汉堡一家名为“特殊场所”（Special Places）的营销机构。在向议员们免费寄送这份“礼物”时，该机构还提出一个很小的要求：议员们需要在他们的选区办公室展示这本书，并拍张照片发到该机构的电子邮箱。

德国黑森州富尔达（Fulda）的基民盟（CDU）政治家布兰德（Michael Brand）高兴地照做了，不过暗藏玄机。布兰德发送的照片显示，习近平的书漂亮地放在书架上，不过左右两边分别是有关中国强制劳动营和达赖喇嘛的书。

如今，当布兰德谈到这个问题时，他的笑声响彻柏林联邦议院的办公室。宗教自由和对宗教少数群体的保护是布兰德的专业领域。在柏林，有许多来自执政党的政治家背地里称中共危险，但只有少数人像布兰德这样公开、大声地说出来。

布兰德多年来一直将目光投向中共大使馆。2013年，布兰德被任命为人权委员会主席，他为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人权委员会将前往北京、新疆和西藏。为了促成这次旅行，布兰德多次与史明德会面。

布兰德说，他认识的史明德是一位很有礼貌的人，他的深色西装既优雅又低调。他是一个完美的外交家，能说几乎没有瑕疵的德语。尽管如此，当布兰德和史明德见面时，不需要多久，布兰德就握紧了拳头，从椅子上跳起来，因为完全话不投机。

2015年，中共一度批准了人权委员会的中国行程。但后来，布兰德接到了中共大使的电话。史明德说，他注意到布兰德想在法兰克福举行的“西藏倡议”年会上发言，他要求布兰德取消这次发言。布兰德则强硬回怼道，他肯定不会让北京当局支配他的日程。当然，人权委员会的中国行也就此泡汤了。

中共在网络上的隐藏力量

《世界报》还披露，中共在欧洲的媒体战略中最善于伪装的部分是在互联网上进行的。比如那些在Twitter或YouTube上有影响力的人，他们充当了中共的网络宣传者。

“我是海登（Navina Heyden），你可能知道我是那个在推特上写亲华内容的德国女孩。”这是一位来自德国基尔（Kiel）的22岁女孩去年8月14日在视频中用英语对自己的介绍。

这个拥有金色长发的年轻女子对着镜头说，她想在视频中展示自己，因为很多人在推特上指责她是中共党员，或者是一个机器人或假账户。她说，这些都不是真的，她没有得到任何人的报酬。

海登在个人资料中介绍自己是一名经济学学生。她在推特上迅速受到关注，因为她的推文充满挑衅。她称有关维吾尔人受压迫的报导是捏造的，欧洲媒体的报导是经过审查的，德国公众是不知情的。

在一次视频对话中，海登告诉《世界报》记者，在第一波中共病毒期间，她与她的生活伴侣（一个中国人）在中国。她注意到，当时的德国报纸上有许多关于中共病毒的虚假报导。于是她决定在Twitter上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在她说话的时候，她一直看向旁边。当谈话进行到半个小时，她透露说，她的中国生活伴侣就坐在旁边，听着她所说的并给她提示该说些什么。

她的中国生活伴侣冯俞鸣（Ellias Yuming Feng，音译），直到去年还是基尔亥姆霍兹海洋研究中心（Kieler Helmholtz-Zentrum）的研究员。尽管他在Twitter上并不活跃，但他在讨论门户Quora上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观点，例如，他在那里写道，镇压香港的自由示威是中共的权利。

《世界报》的记者还与包括海登和其生活伴侣在内的几名“网红”进行过一次视频交流。“网红”们都表示，没有证据表明新疆有“再教育营”，那些只是正常的教育机构。就像在德国，上学也是强制性的。

海登的生活伴侣对一名记者大吼道，他必须向中国道歉，因为他写了关于中共党魁习近平的批评性文章。视频会议结束后，海登在推特上写道，她与《世界报》的记者们进行了一次信息量很大的严肃讨论。

海登在2020年3月才开设了自己的推特账户，不长时间她就拥有超过2.6万名追随者。对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德国学生来说，这是个了不起的数字。

英国战略对话研究所（ISD）为《世界报》分析了该账户的数据。该研究所主要研究在线操纵、虚假信息、仇恨和极端主义，并就此向政府提出建议。

研究结果显示：在2020年8月中旬和2021年4月下旬，海登的追随者猛增，先是增加了8,772人，然后是1,296人。ISD查看了跟随海登的账户是什么时候创建的，发现其中有大量账户是新创建的：7月和8月有2,890个，4月有1,213个。

ISD还发现这些账户协调活动的证据，换句话说，关注海登的一些账户故意分享亲中共的推文，以使其影响力更大。例如，有五个账户在五天内分享了海登一条推文2,145次，有时转发的间隔只有5秒钟。

中国各省市在互联网上公布的公开招标书显示，中共国家机关越来越多地委托外部公司使用自动化软件管理Facebook或Twitter上的在线辩论。

中共“战狼”的表演

在Twitter、Facebook或YouTube上为中共利益行事的协调网并不新鲜。在以前的报告中，国际发展部和专门从事网络分析的美国公司Graphika都发现了一个亲中共的宣传网：Spamouflage。

2019年9月，该网通过被劫持的假账户运作，大量传播旨在诋毁香港抗议活动的视频。一次又一次，相关账户被平台运营商删除。尽管如此，该网还是成功地接触到真正的社交媒体用户。

据ISD称，Spamouflage的许多特征与他们在海登周围的关系网中发现的明显特征相吻合。因为在她最忠实的追随者中，有许多杰出的中共“战狼”。

最著名的战狼是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他在推特上有近百万个账户关注。2020年3月，他在推特上散布谣言，说美国军事人员可能将冠状病毒引入中国。

在海登的追随者中也可以找到赵立坚，还有其他五名战狼，他们是Spamouflage网的一部分。这些人包括中共驻巴基斯坦卡拉奇总领事和驻印度加尔各答总领事，以及中共驻奥地利大使。

这些人和其它中共高级外交官的账户分享或评论海登的帖子超过94次。有八名华为的西欧员工，其中一些是高层管理者，也转发了2020年8月海登那段引人注目的视频。

海登的在线宣传为她在生活中打开了大门。例如，在5月，她被允许参加中共大使馆组织的关于新疆的数字信息会议。她是少数被邀请的“新闻代表”之一，而中共大使馆不允许《世界报》的记者参加。

然后6月初，海登在推特上说，她的生活伴侣（33岁）通过一个人才计划，在中国青岛的一所大学找到了一份副教授的工作，海登将和他一起搬到青岛。《世界报》希望与她谈谈她的生活伴侣令人惊讶的晋升，也谈谈她的Twitter粉丝。海登则回答说，她目前正处于考试阶段，因此没有时间。

随着中共病毒的大流行，中共更多地用虚假信息运动攻击欧洲。欧盟的东方战略委员会特别工作组也在观察这一情况，该工作组是为了保护欧盟免受来自莫斯科的假新闻攻击而成立的。现在，它也必须越来越多地关注中共动向，只是他们缺乏相应的资金。

欧盟外交事务专员博雷利（Josep Borrell）表示，欧盟几乎没有办法反击来自中共的网上隐藏宣传，因为欧盟对外事务部（EAD）既没有资源也没有权力有效抵制来自中共的攻击。

该机构的前雇员告诉《世界报》，EAD没有对中共的虚假信息采取一致行动，因为欧盟害怕与中共发生外交动荡，他们对待中（共）国与俄罗斯不同，俄罗斯在经济上不如中（共）国重要。

2020年春天也有类似的指责，当时《纽约时报》披露了欧盟如何在中共外交官的压力下淡化了一份关于中共虚假信息的报告。事实上，已公布的EAD报告与《世界报》获得的预先泄露的版本之间存在差异：第一个版本提到中共的“全球造谣运动”，后一个版本则没有提及。

欧盟外交事务发言人斯塔诺（Peter Stano）反驳了这些指责。他说，尽管该机构迄今只有处理俄罗斯虚假信息的任务，但已经开始主动关注来自中共或与中共有联系的行为者。不过他也强调，“我们没有得到预算机构批准的足够的新职位。”

他说，目前他们有三名讲普通话的工作人员，但他们正在雇用更多的专家，并建立这方面的能力。斯塔诺强调，他们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也有意针对中共的虚假信息做更多的工作，但这不可能仅在欧盟层面完成。

西方国家缺乏足够的防备

基民盟人权政治家布兰德和中国问题专家奥伯格等人对这一事态发展表示担忧：中共的国家宣传正变得越来越有侵略性，其手段和方法也越来越复杂。而在德国甚至没有一个应对的工作组。

奥伯格说，中共各部委和机构有数以百万计的长期雇员和自由职业者，他们根据中共的指示发布网络评论和分享中共叫他们做的内容。

美国研究网络ProPublica分析了2020年12月由黑客组织CCP Unmasked捕获的3,200条政府指令和1,800份中国互联网监管机构备忘录的数据集。

这些文件可以用来追踪中共政府在2020年初是如何系统地试图阻止有关中共病毒爆发的在线讨论。奥伯格说，“我想知道，如果中国允许自由交流信息，是否可以防止这场全球大瘟疫的发生？”

胡佛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谭安表示，中共早已不再只关心掩盖自己的错误，而是关注它自己的全球权力地位。他和一个研究小组对此进行了分析：当2020年春天，中共病毒全球爆发时，西方媒体猜测病毒可能从武汉实验室泄漏，中共的虚假信息网则通过社交网络启动了一个反叙述，并迅速传播：病毒是在美国的一个实验室里培育出来的，并故意被带到武汉。谭安分析说，通过这种方式，全世界的辩论被成功地转移了方向。

传播学家将这种效应称为“说谎者的红利”。谎言不仅传播对事实的怀疑，还破坏了机构的可信度。其方法是：人们越是不信任西方政府，就越是不信任这些政府对北京的指控。华盛顿政治学家里德（Thomas Rid）说，“这是通过喂养怀疑来分解你的政治对手。”

播种对西方怀疑的人正在增加

在最近几年的政治民意调查中，中国在德国人心目中的得分经常高于美国。中国往往被德国人视为一个更可靠的合作伙伴，一个更重要的经济大国。中共宣传的成果可见一斑，而现在，播种怀疑的人正在增加，而不是减少。

当一个所谓的专家被允许在西方媒体说，没有证据表明新冠病毒来自中（共）国时，他就是在播种怀疑。

当战狼赵立坚分享一条微博，说德国有人因接种Biontech疫苗而死亡，他是在播种怀疑。

当基尔学生海登分享了欧洲理事会主席承认欧盟出于政治原因不允许中国和俄罗斯疫苗的虚假说法时，她就埋下了怀疑。

当中共驻柏林大使馆在其网站上声称，世界上最受尊敬的新疆研究专家在其研究中操纵了数据，他也埋下了怀疑。

而如果联邦议院副议长弗里德里希在采访中说中（共）国不是一个独裁国家，只是一个由一党执政的国家，他也在播种怀疑。

这是一场不公平的游戏，中共和其帮手似乎拥有更好的牌，他们不需要说服任何人就能获胜。当人们不再知道他们可以信任谁时，中共就已经赢了。而我们要做的是看清这一切，并找回信任。

【一线采访】深圳机场人员确诊 下十围封村

深圳市周四（17日）出现4宗中共病毒（武汉病毒、新冠病毒）确诊病例，以及一宗无症状感染者个案。其中一名确诊机场女服务员居住的下十围村已经实施封区措施，只进不出。

18日，大陆社交媒体平台传出消息：“深圳下十围受疫情影响开始封村，只进不出，所有货物进不去。”

“机场工作人员基本居住在机场附近的下十围村，但是今天封村了，工作人员无法到岗和登机，所以航班取消。”

“下午从宝安大道经过，全部封了，每个小路口都封了，还有人把守。每栋楼都封了。”

网上也传出多个视频，显示区内居民都只准进入不准离开，出入口都架起铁马，大批公安人员进驻社区站岗。

早前，深圳市卫健委通报，中国国航本月10日一架从南非约翰尼斯堡飞抵深圳的航班CA868，截至15日24时已经累积有32人感染中共病毒Delta变异株，并造成宝安机场一名海关工作人员感染。

18日，又有某航空爱好者交流群内一张盖有深圳机场集团公章文件的图片显示，深圳机场一名工作人员17日核酸检测结果异常，18日上午经复核确认为阳性。

18日上午，机场已关闭所有航站楼内的商铺，并有大量航班取消。截至15时33分，深圳机场已取消进港航班258架次，出港航班211架次。

据悉，不少深圳机场工作人员都居于下十围村。网上消息称，确诊者住在下十围村。现在下十围村已经封闭管理，只进不出，市场开始抢购物资。

下十围村村民张亮对大纪元记者表示，“村里发现了3例确诊，早上开始封村，只进不出，到下午就不让进出了，村里的店铺全部关门。现在怎么办，还不知道。”

下十围村维也纳酒店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现在酒店已停业，网上预定也不行，村子全封了，正在等待全体做核酸。“是机场的2个确诊的人，在村子里，涉及到一定的范围。”

因为突然封村，让不少人始料未及，一名外来人员对记者表示，自己就进村调一下车，就出不去了。

宝安区市民对大纪元记者证实，机场相关行业，如物流、快递、机场员工等人员大部分住在（下十围村）附近。宝安区公岗已经封了，人员不让走动。

宝安原国际机场对面的深圳双溪威大酒店前台服务人员对记者表示，因为疫情，目前酒店不营业了，32个非洲人有一部分在她们酒店里住，全体都被封闭在里面，不让出去。

东莞对13处封闭管理

除了深圳疫情突然升级，广东东莞对13处重点区域采取封闭管理措施。

据@广州日报微博消息，6月18日晚9时，东莞公布南城1例确诊病例后，东莞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宣布：

一、南城街道百悦尚城小区、南城街道小蜜芽baby bud国际托育中心、东莞城市候机楼（南城）、小顺风（宏成国际店）、南城第一国际百安中心B座、高盛科技园（周溪隆溪路5号）、万江街道香蕉蔬菜研究所、东城街道上桥社区闸门头九巷、上桥社区桥浪路、东城街道东城十三碗东润四季椰子鸡、麻涌镇麻四村八坊六队、麻涌星河城商场、麻涌碧桂园嘉誉花园执行封闭管理。封闭区内人员严格居家，足不出户。

二、对以上封闭管理区域周边2公里左右范围内的住宅小区为封控区管控，人员只进不出，待核酸检测结果后变更管控措施。

三、自6月18日19时30分起，对经过东城、南城、万江、麻涌等4地高速路口的所有车辆采取管控措施，只进不出，待核酸检测结果后变更管控措施。全市其它高速公路入口，对离莞车辆及人员开展防疫检查。

NASA科学家隐瞒参与千人计划 获刑30天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资深科学家梅亚‧梅亚潘（Meyya Meyyappan）因向联邦调查局（FBI）、航空航天局监察长办公室（NASA OIG）和纽约南区检察官（USAO）作出虚假陈述，本周被判处30天监禁和10万美元罚款。

梅亚潘于1月13日承认，他之前否认参与中共的“千人计划”是在撒谎。

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奥黛丽‧斯特劳斯（Audrey Strauss）周三（6月16日）表示，“作为可以接触联邦政府敏感和机密技术与知识产权的NASA资深科学家，可以让人理解的是，梅亚‧梅亚潘必须服从有关在外兼职和报酬的限制规定。但当FBI和NASA提问时，梅亚潘就他被中国政府（中共）资助项目所雇用一事作出了虚假陈述，该项目旨在招募能够获取外国技术与知识产权的人（指千人计划）。”

检察官表示，“鉴于获取联邦先进技术和知识产权的特权连带着保护这些秘密的关键职责。梅亚潘未能披露他的境外活动，接着又向FBI和NASA撒谎，加重了他的错误，从而背叛了这种信任。”

根据法庭资料与航空航天局网页介绍，现年66岁的梅亚潘，出生于印度南部的泰米尔纳德邦，先后在印度、英国和美国获得本科、硕士和博士学位，后成为美国公民。他从大约1996年到2021年期间受雇于NASA，约在2006年起担任位于加州硅谷的NASA艾姆斯（Ames）研究中心的纳米技术中心负责探索技术首席科学家。他也是科学和技术政策办公室（OSTP）设立的负责开发国家纳米项目的纳米技术工作组（IWGN）创始人之一。

检察官的声明指出，梅亚潘在NASA任职期间不顾法律、法规和机构的限制，以及有关外部就业、旅行和报酬等方面的报告要求，默默参加了“千人计划”，并在中国、韩国和日本的大学担任教授，而且从未向美国政府道德操守办公室和NASA披露这些关系和职位。

2020年10月27日，在FBI、NASA和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对他进行的一次面谈中，梅亚潘谎称他不是“千人计划”成员，也没有在中共资助的中国大学任职。经调查发现，事实上，梅亚潘是“千人计划”的一员，并在中共政府资助的一所中国大学担任教授职务。

梅亚潘已在今年1月承认说谎认罪。

梅亚潘不是第一个因被控隐瞒参与“千人计划”而涉入刑案的科研人员。

此案由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证券和商品欺诈特别小组处理。美国助理检察官Joshua A. Naftalis负责起诉。

营救香港手足 “新黄雀行动”获美议员褒奖

今年2月份，美国部分民运人士发起一项“新黄雀行动”，营救面临被捕、被判刑的香港人，这项行动近日也获得了美国国会议员的支持和肯定。6月17日，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收到了来自加州国会众议员桑切斯（Linda Sanchez）的褒奖，信中肯定了民运人士帮助坚持争取民主自由的香港人的义举。

中国民主党全联总副主席郑存柱表示，他们发起 “新黄雀行动 ”，目的是帮助那些在香港因参与反送中运动而被抓捕、面临被审判的港人。“他们逃亡出来以后没有地方去，我们协助他们逃到美国，在美国寻求保护。”

顾名思义，他表示，这个救援行动的名字来源于当年的“黄雀行动” 。1989年中共在天安门对学生发起大屠杀，香港人曾以“黄雀行动”帮助了大批中国大学生逃到自由社会。“今天我们用‘新黄雀行动’帮助香港人，也是大陆人对香港人的回报。”

2019年6月，为维护香港的民主和自由，数百万人走上街头，开始了漫长的“反送中”运动。过程中，参与者被警察殴打抓捕、甚至失去生命等事件屡屡发生。

2020年，中共又不顾及香港人及世界各国政府的谴责，强行通过了《港版国安法》。外界一致认为，该法案是香港“一国两制” 的终结。

从那之后，港府开始根据《港版国安法》中的“颠覆国家政权罪” ，抓捕香港各界人士。

郑存柱介绍，他所接触到的香港人中，很多都是因为恐惧随时被警察抓到监狱中，逼不得已才选择逃离香港。他说：“陆陆续续有十多名香港人在我们的帮助下，有的是经济方面的资助，有的是我们派人协助他们到达了墨西哥、抵达美国。 ”

截至目前，他介绍已有4人因参与香港反送中的香港人，通过“新黄雀行动”在美国获得了庇护批准，目前还有多人正在等待面谈和上庭。其中，今年21岁、身上仍有遭警方攻击所留下伤痕的香港流亡青年Vann（化名），这周刚在移民法庭获得庇护批准。

郑存柱说，当法官了解到这些香港人在参与反送中运动时，被香港警察抓捕、殴打等详细过程后，对他们的案子没有任何迟疑就批准了。“法官还鼓励这些年轻人，到了美国后能够成为美国的正资产⋯⋯无论是法官、政府官员，都对这些年轻人到美国寻求庇护持正面态度。我们也很感谢美国对逃离的香港人的保护。”

捐款帮助香港人

“新黄雀行动 ”发起后，陆续获得了“人道中国”、“视觉艺术家协会”等组织以及个人的支持和捐款。

来自大陆的查先生（Bob Zha）说，帮助香港手足逃离中共的迫害，并将自由和民主的火种继续传递下去，这是他的心愿。因此，当听闻“新黄雀行动”后，他第一时间响应并捐款。

郑存柱说，无论是参与抗争的香港人，还是在美国主持正义的法官、又或是参与资助“新黄雀行动”的支持者，“我们的价值观都是追求民主和自由，这是一致的”。

他也希望世界上更多国家能够给予香港人救援，让他们能够免遭中共迫害。同时呼吁身在海外的人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传播真相。

“可以说，现在全世界最大的病毒，就是中国共产党。” 他说：“海外的人更应该发声，把我们知道的真相，通过各种方式让更多的人知道。只有真相才能瓦解这样一个专政政权。”

犯罪激增 德州警长：现在的非法移民很不同

德州金尼县（Kinney County）警长、担任了31年边境巡逻特工的布拉德‧科伊（Brad Coe）说，今年的非法移民与往年不同。“我们开始看到更多的故意破坏”、“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

科伊告诉大纪元的记者，在过去的六个月里，非法越过德州德尔里奥边境的外国人，会直接穿过牧场，他们破坏围栏和水管、开了水龙头后就不关，还闯入房屋。他说：以前总是发现这儿那儿的栅栏缺损，因为他们（越境者）拖着毒品或小孩什么的。“但我们从来没看到过围栏上有意打出4×4（吋或呎）的大洞，或者一段10英尺长的栅栏完全被拆除。这真的很困扰我。”

几位牧场主说，更换一英里围栏的成本可能高达3万美元。科伊说：“我认为这完全是出于恶意。”科伊说，在过去，除非真的需要，穿越该县的非法移民基本上会远离居民的家园和财产。但是现在，这些人直接要求“你要给我吃的，给我水”。

Uvalde县市长麦克劳克林（Don McLaughlin）说，一群非法外国人来到一位居民家附近，给他一张清单索要物品。还有一名非法外国人在另一对夫妇的物业上被捕时威胁说：“我知道你住在哪里。”农场主斯维尔（John Sewell）说，有几次，是他的三只Blue Lacy狗帮助他化解了危险。其中有一次，一群人走近他的卡车，说他们要坐他的车子。

科伊表示，他预计10月之前情况都不会缓解，因为夏季通常是最繁忙、最危险的穿越季节。他说，通常在这里，我们每18到24个月就会有一个人死亡。但今年5月一个月就有两人死亡。因此，今年剩余的日子想想就有点可怕。

边境巡逻队说，5月份美墨边境有5.1万名非法越境者从他们身边溜走。同月，逮捕人数也创下21年来的新高，他们共逮捕了超过18万名非法越境者。据当地治安官和边境巡逻队人员所言，大多数躲避边境巡逻队、步行穿过牧场或是用车子偷运的非法移民都是成群结队的年轻男性。

许多牧场主和房主现在都不得不携带枪支，Uvalde县警长诺拉斯科（Ruben Nolasco）说，非法移民现在更具攻击性。一位居民告诉诺拉斯科，他不得不用枪指着一名非法外国人，但该男子仍然没有退后。诺拉斯科说，他们开始碰到枪击事件，有人被迫杀人了，而他希望这种事情永远不会发生。

诺拉斯科说，随着今年大量非法越境者涌入，车辆被盗、恶意损害及盗窃案都在增加。“一团糟。现在就是这样。但似乎没有人关心我们。我们距离边境只有60-65英里。他们说一切都好。不，一切都不好。”他说，大多数被拦下来的车子，都能从里面找到武器，“这太疯狂了”。

与此同时，亚利桑那州和德州的共和党州长6月10日致信其它州，要求他们在美墨边境部署可用的警察或执法人员，以协助边境巡逻人员应对非法越境激增的情况。“在您的帮助下，我们可以在他们（非法移民）进入您的州引发问题之前，逮捕更多的犯罪者。”德州州长阿博特（Greg Abbott）表示，他们将开始逮捕进入该州的非法移民，“我们将开始实施逮捕，向任何想来这里的人传达一个信息：你不会得到免费通行证。你将直接进牢房”。

德州要求联邦归还土地 准备自己建墙

6月17日，阿博特致信拜登政府，要求其归还联邦政府为修建边界墙而扣押的德州财产，因为阿博特宣布了一项由州政府和群众资助的边界屏障修建提案。德州州长在信中对拜登说：“我现在写信要求您立即将联邦政府占用但未用于建造边界墙的土地归还给德克萨斯人。”

阿博特说，川普政府此前曾使用“谴责权力”（Condemanation powers）获得了美墨边境的一些财产，这些财产以前属于德州人。由于拜登政府已发布命令撤销前总统川普要求修建隔离墙的命令，因此他要求联邦政府归还属于德州人却未用于建墙的土地。

“德州随时准备在边境建造隔离墙，我们已经聘请了一名经理来监督该项目。我们将首先考虑使用州土地和捐赠的私有土地。”阿博特说，他有2.5亿美元资金可用于修造边境墙，并已开始筹集个人资金。

与此同时，川普宣布他将于6月30日与阿博特一起访问边境地区。阿博特说，官员们还将拜访那些被联邦政府占用土地的德州人，看看他们是否允许德州政府用其土地修建隔离墙。

执法人员吁恢复紧急遣返令

海关和边境保护局（CBP）在5月份逮捕了180,034名非法越境者，这是21年来单月的最高数字。该机构表示，超过11.2万人根据Title 42紧急卫生令被驱逐。

前总统川普在2020年3月实施了Title 42，有效地关闭了边境的非必要旅行，以试图减轻COVID-19的传播。该条款允许边境巡逻队可以立即遣返非法越境者，而不是将他们置于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监管之下，再通过耗时Title 8驱逐程序审理。

CBP代理专员米勒（Troy Miller）表示，拜登政府允许无人陪伴的未成年和许多家庭越境者豁免Title 42，而单身成年人仍会被立即驱逐。CBP官员说，限制使用Title 42进行遣返，引发了大大高于平均水平的非法越境再犯率，同时来自西班牙语国家的单身成年人也反复尝试越境和逃避抓捕。

CBP表示，今年5月份，38%的边境被捕者在过去12个月内至少被抓到过一次。而在过去五年中，每年的重遇率仅为15%。另外，5月份还有5.1万人成功逃避了边境巡逻队的抓捕。

ICE代理主任约翰逊（Tae Johnson）5月13日在国会听证会上说，Title 42至关重要，必须重新启动执行。一旦Title 42被撤销，当前边境巡逻队每天逮捕的3,500至3,800名单身成年人就必须交给ICE处理。但是ICE根本没地方关押这些人。在2021财年的拨款计划中，ICE的床位被减少到3万个，只够容纳目前不到两周抓捕的非法越境者。

别国总统批拜登态度模糊招来人贩子

危地马拉总统Alejandro Giammattei在6月份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批评了拜登政府的边境政策。他说，拜登政府的态度模糊，导致人贩子将大量外国孩子带去了美国。

据路透社报导，一名走私者对媒体说，拜登总统正在让孩子们进入美国。这些人口走私者在社交媒体上大做广告。脸书上的一个帖子说：我们穿过了Chihuahua的Lomas de Arena。我们提供伪装、背包与食物。我目前在Chihuahua。给我邮箱发信息或打电话。

宁波一外教杀死女学生 家长发声遭打压

宁波工程学院发生一起命案。一名女大学生遭黑人外教残忍杀害，家属发声反而遭打压，求诉无门。

6月18日，中共宁波市鄞州警方通报，6月14日22时许，鄞州区通途路世纪大道附近树林中发生命案，一名女性被杀。当地警方于次日凌晨抓获一名外籍男性犯罪嫌疑人。经依法调查，该犯罪嫌疑人供述因“感情纠纷”行凶。

不过，疑有死者家属和学生爆料称，事件系宁波工程学院黑人外教奸杀校内女大学生，女生身中数十刀惨死。学生发帖称：凶手此前就曾因骚扰女生被投诉，但仍获留任。

疑有死者家属在社交媒体讲述了事情经过：死者是大三学生，今年23岁，学习优秀，每年都拿奖学金，被黑人外教追求。6月14日被外教叫出后杀害，身中数十刀惨死，大动脉被砍。

疑似死者家属的诉求却被无视。信中讲述，他们要求看孩子的东西，遭学校拒绝，理由是“影响不好”，家人要求学校给一个说法。但校方声称受害人是自己出去，学校没有责任。让家属走法律程序。

信中又说，“后来我们说要到学校门口讨个说法，派出所说这样要抓起来的，说是聚众闹事，我们求助媒体也没人帮助。”

有学生驳斥校方死者生前“自己离开学校”的说法。并且称：这名外教此前就曾经因为骚扰女生被投诉，但校方仍保留了其外教职务。

这封公开信迅速在网络传播，外界方才知晓四天前发生的这一起惨剧，死者家属透露死者更多信息。

据网友透露，案发后学校打压热搜，删微博，直到6月18日死者家属拿着遗像在校门口发传单，才通过网络发酵出来。

知情人还说，宁波工程学院招收大量非洲留学生，并采取优待政策，导致外国留学生惹是生非。

新泽西拟建海上风电厂 上万居民签名反对

拜登上台后，大力推动绿色能源计划，抑制传统的石油产业。新泽西也积极跟进，正在大力开发风能，并计划在离海岸线20英里处建造一个巨大的风力发电厂，但很多新泽西居民对此表示反对。反对者在网上征集的签名已超过万人。

州长墨菲表示，正在推进的海洋风能项目要求在未来五年内在海洋中建造约一百个巨型风力涡轮发电机，未来还将建造数百个，这将促进新泽西的经济发展，创造数千个新的就业机会，并提供足够的绿色能源，为数十万个家庭和企业服务。

在这波绿色风能的刺激下，联邦劳工统计局的报告指出，未来10年，风力涡轮机技术人员将是增长最为快速的职业，增速超过第二位的护士。

反对者：海岸线风景遭破坏且危害鱼类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对绿色风能感到兴奋。“拯救我们的海岸线”（Save Our Shoreline）创始人特里西娅‧康特（Tricia Conte）坚决反对建立海上风力发电厂。

康特说，“我最初担心的是海岸线风景遭到破坏，随着我做的研究越多，我意识到有比风景线更严重的问题。”

康特说，“在其它已经安装了所谓绿色能源的地区，如加利福尼亚、德国和丹麦，风能的电力成本明显增加。”

不过非营利组织——新泽西环境（Environment New Jersey）主任道格‧奥马利（Doug O’Malley）辩解说，最初的成本会增加，但“我们必须从长远角度看待海上风电，它对我们州的经济是一个巨大的机会，它是我们能够应对气候变化的唯一途径”。

奥马利强调，“化石燃料将成为一种过时的技术，显然它们有巨大的气候和空气污染成本。”。

康特说，海洋风能的直接后果是海岸线风景遭到破坏，可能会使游客改变主意，不再去海滩。“支持者说，风力涡轮发电机离海岸线20公里，视线内不会被看到，但它们会被看到，这是个令人担忧的问题。”

康特说，另一个问题是，已有的研究表明休闲和商业捕鱼会受到风力发电厂的伤害，因为它将改变梭鱼在海洋中的洄游方式。建造风力涡轮机，它们发出的声音和振动以及电磁场将干扰鲸鱼使用声纳的能力，威胁到它们的生存。

但奥马利表示，在欧洲有成千上万的风力涡轮机，他们正不断努力把风能设备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

奥马利强调，对新泽西海岸线的最大的威胁是气候变化造成的“未来海平面上升”。

但康特坚持认为，海洋风能是一个坏主意。

“我们被告知这对新泽西有好处，对环境有好处，对经济有好处，对新泽西的未来有好处，但我们觉得完全都不对。”

“拯救我们的海岸线”在Change.org上组织了一个在线请愿，目前有超过一万多个签名反对在海岸线附近建风力发电厂。欲了解网上请愿请点击这里。

风力免费 为何电费这么贵？

奥巴马政府的前能源部副部长麦康纳尔（Charles McConnell）今年2月为非营利组织PragerU制作了一则短视频“电费为什么这么贵”，并发布在YouTube网站上。视频中开门见山指出，“自2010年，天然气价格下降了43%，煤炭价格下降了11%。然而，美国居民的用电价格在这期间上升了13%。”

问题是：为什么电力生产成本在下降，而人们的电费却一直在上涨？

麦康纳尔说，“因为美国人民本该省下来的几乎所有钱（这是一大笔钱）都用去补贴可再生能源了。原来，风能和太阳能比宣传的要昂贵。”他从三方面分析了电费上涨的原因。

一是发电成本增加。化石燃料电力廉价，且燃料可就地储存和获取，需要时即有电。但阳光和风却不是一直都有，所以需要建造更多的风能和太阳能发电厂，在阳光充足和风势强劲时生产并储存过剩的能源，以供日后使用。因此需要建造巨大的储能系统。

二是传输成本大增。电力的传输成本取决于发电站与用电者之间的距离。化石燃料和核发电站非常适合为巨大、密集的城市和工业供能，因其只需少量的土地空间，并可建设得靠近或位于人口中心，需要的传输线路相对较少。但风能和太阳能资源则需要大片土地，通常建设于偏远地区，所以要修建长距离输电线路，将电能输送到全国各地有需求的地方。而这一成本极其高昂。

三是税费与规费增加。人们所缴纳的联邦税和州税，很多都用于补贴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麦康纳尔说，仅是联邦的风能和太阳能产业补贴从2010年到2019年加起来就超过700亿美元。大多数州政府还加入他们自己的激励措施。他说：“风能和太阳能补贴已有好几十年了。我们不是在激励新科技，而是在人为地支撑着一个产业。取消补贴，很有可能这一产业就不复存在了。”

麦康纳尔说，“虽然，风和阳光是免费的，但风能和太阳能却不是。

【名家专栏】马克思主义挑战公民社会

为了挽回2020年大选中偏颇的报导所导致的收视率下降，福克斯新闻（Fox News）4月份制作了一期新的节目。节目中主持人格雷格‧古特费尔德（Greg Gutfeld）指出，最近的一项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人仍然希望“降低税收，缩小政府规模”。

受此言激发，在随后的谈话中，福克斯的嘉宾、前天主教神父乔纳森‧莫里斯（Jonathan Morris）给观众简要地讲解了“辅助原则”（Subsidiarity）的概念。

有趣的是，古特费尔德，一个精明机智的政治和文化观察家，似乎不熟悉莫里斯引入的名词。

“哇！再说一遍。”他对莫里斯说。

莫里斯解释说，“辅助原则”意味着，旨在改变和改善人类状况的干预措施应在最接近其将产生最大影响的社会层面进行。

这一主张是天主教社会教义的一部分。它指出，“权威和上级机关不应该夺走个人通过自己的主动性和努力所取得的成就。”作为一项组织原则，它意味着公民事务应在最低、最小或最不集中的行政级别处理。在可能的情况下，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决定应由地方一级做出，而不是由遥远的中央权威做出。

不可或缺的公民原则的巅峰

在广义的政治光谱右端，保守派和古典自由主义者往往高度关注辅助原则。

甚至在欧洲启蒙运动之前，中世纪的天主教会就成功地限制了绝对君主的权力。

查理曼，弗兰克国王和西方九世纪初的皇帝（Charlemagne, king of the Franks），最终与梵蒂冈以及其它几个国家君主制、公国、自由城市和教会国家分享权力。在整个中世纪，无数的组织，如大教堂、修道院、公会、学院和医院的运作也与政权和政治无关。

在整个17、18和19世纪，英美殖民者实现了辅助原则的顶峰。在1776年成立的美利坚合众国，分散的实体成为有限政府和个人自由的堡垒。

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于1831年从法国来到美国，对“美国的民主”进行了详尽的考察，并对美国早期自由主义做出了里程碑式的分析。他认为，一个真正民主和多元化的社会已经在美国殖民地发展了三个世纪。

关于辅助原则，德‧托克维尔写道：

“不论年龄、地位和志趣，美国人无不时时在组织社团。在美国，不仅有人人都可以组织的工商团体，而且还有其它成千上万的团体，宗教的、道德的、严肃的、无聊的、普通的、特殊的、庞大的、微小的。举行庆典、创办神学院、开设旅店、建立教堂、销售图书、向边远地区派遣教士，美国人都要组织团体。他们也用这种方式设立医院、监狱和学校。在传播某一理念或以示范的办法感化人的时候，他们也要组织团体。在法国，凡是创办新的事业，都由政府出面；在英国，则有当地的权贵带头；在美国，你会看到人们一定组织社团。”（注：引自《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1991年董国良翻译，本文稍有改动。）

美国宪法第十修正案巩固了这种权力下放的精神。它确保“宪法未授予合众国、也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由各州各自保留，或由人民保留。”盎格鲁“法治”遗产还保证了国家级别以下的民间社会享有重大自由。

简言之，“辅助原则”是美国成为现代历史上最自由、最繁荣的国家的核心。

马克思主义挑战公民社会

从19世纪的法国人的角度来看，德‧托克维尔认为自己是一个中左翼的人。他于1840年完成了《论美国的民主》的最后一卷。他的作品仍然是西方学者对美国自由和多元化的最全面认可之一。

1848年，随着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反对“辅助原则”的主张开始兴盛起来。在随后的170年里，马克思主义者咄咄逼人地试图夺取世界上最重要的机构的控制权。截至2021年，他们控制着从北京到华盛顿的各国政府的宏观话语权。

左派，一般理解为那些赞成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的人，对“辅助原则”的看法是灰暗的。美国进步人士（左倾人士）认为权力下放是现代福利国家发展的障碍。

1976年，美国学者彼得‧伯杰（Peter Berger）和理查德‧约翰‧诺伊豪斯（Richard John Neuhaus）意识到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悄然挑战，出版了一本名为“赋予人民权力”的小书（To Empower People）。

伯杰和诺伊豪斯认为，“调解结构”，如家庭、邻里、教会和志愿民间协会，是至关重要的机构，其削弱将给美国民主带来灾难。他们的忧虑已经完全被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觉醒”马克思主义文化所证明。这种文化分裂了美国，并威胁到了这个国家的结构。

今天，学校、大学、公务员机构、媒体、娱乐公司、主要出版社、慈善组织、跨国公司、许多教会，甚至法院都屈服于目前中央化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以前自由保守的调解机构的负责人普遍放弃了重新获得控制，并采取了相应的容忍政策。

真理与行动的时代

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商人、慈善家、美国财政部第63任部长威廉‧西蒙（William E. Simon）写道，美国已经到了“真理的时代”和“行动的时代”。西蒙对人民的直接呼吁促成了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美国保守派总统）的胜利以及美国和西方社会宏大的精神复兴。

在目前情况下，“辅助原则”面临着另一个巨大的挑战。尽管马克思谈到了一个抽象的、革命后的消逝状态，但受马克思主义激发的领导人很少会超越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极权主义诱惑。

在2020年大选前的几个月里，乔‧拜登许诺成为美国历史上最进步（左倾）的总统。足够多的美国人认为这是以任何必要的手段把他推上台的正当理由。

因此，马克思主义孤立、分裂、禁止和惩罚政治对手的可预见冲动在美国正在顺利进行。再一次，对家庭、邻里、军团、教会和志愿协会的传统忠诚将受到遏制，转而与空泛的联邦官僚机构和非个人化的福利国家机构建立自治关系。

对人类繁荣至关重要的“调解结构”一旦被剥夺，普通人将越来越脱离信任和互惠的美德，而信任和互惠是秩序井然的公民和家庭生活的核心。

这将是我们儿童在“觉醒时代”（左倾）的未来。中央权威将实行全面意义的管制，政治一致性必须通过胁迫和欺诈来保证。这些管制和一致性大多数都站不住脚，但却非常难以瓦解。

作者简介：

William Brooks是加拿大作家，居住在新斯科舍省哈利法克斯（Halifax, Nova Scotia），他是《大纪元时报》的撰稿人，目前担任加拿大西维塔斯协会（Canada’s Civitas Society）《公民对话》（The Civil Conversation）的编辑。

原文《Marxists Take a Dim View of “Subsidiarity”》刊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的立场。

中共CGTN全球招募记者网红 盯上年轻人

在国际社会饱受争议的中共官媒CGTN，最近正瞄准全球的年轻人，用上万英镑的金钱刺激，招募记者和网红，为中共做宣传和鼓吹。

中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下属的“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曾于2020年2月被美国国务院认定为“外国使团”，今年2月4日在英国被吊销执照。原因均是CGTN的实际控制方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共的宣传机构之一。

而就在今年4月初，CGTN官方微博出现一项招募通知，称“从4月8日开始，面向全球招募用英语报导和创作的主持人出镜记者、音乐DJ和网红”，并称“面向全世界，为有志于媒体事业的各国青年提供施展才华的平台”。

该通知中给出了官网报名链接，其内容称，入选者将有机会获得10,000美元奖金，以及媒体培训和 CGTN的全职或兼职工作机会。

CGTN盯上全球年轻人

《泰晤士报》6月16日针对英国的情况披露，CGTN已经盯上英国大学生，英国目前至少有利兹大学（University of Leeds）的六名学生和曼彻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Manchester）的一名学生报名参加了上述活动。

曼彻斯特大学的那名学生说，她参加这个活动是因为自己是两名亲共网红的粉丝。据悉，那两名网红在YouTube为中共做宣传，他们在中国居住，制作视频鼓吹共产主义，但也因此饱受批评。

报导引述另一名亲共网红的经历表示，他曾承认自己多次进行航海旅行、参观太空发射站和华为研究中心，这些都“归功于CGTN”，他也曾承认中共官方给过他旅行和酒店的补贴；但他称自己的评论是独立的，后来在接受CGTN的采访时又称经费是自筹。

牛津互联网学院（Oxford Internet Institute）的中国数位虚假信息专家汉娜·贝利（Hannah Bailey）谈及上述情况的危害性表示，如果西方网红鼓吹中国（中共），英国本土的观众就可能对其宣传的“国际观众羡慕中国共产党”言论信以为真。

英国外交政策智库“亨利·杰克逊协会”（Henry Jackson Society）的传播总监山姆⋅阿姆斯特朗（Sam Armstrong）认为，凡是有尊严的大学，都应该拒绝这样的宣传机构在校园进行招募。

CGTN饱受争议 学者评其是共产主义者阴谋

中国环球电视网（China Global Television Network，缩写为CGTN）隶属于中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部位于北京，于2012年2月6日开播。

2020年2月18日，美国国务院认定CGTN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RI）、《中国日报》发行公司、《人民日报》发行商美国海天发展公司为“外国使团”，是北京当局的新闻宣传机构。这些机构需要向美国国务院提交在美工作人员的姓名、个人资料及人事变动决定，并登记在美租赁或持有的房产清单。

今年2月4日，英国宣布吊销CGTN的执照，原因是拥有执照的星空华文传媒并没有对CGTN的实质控制权，CGTN由中共央视和中国共产党控制。

3月初，英国通讯管理局（Ofcom）宣布对CGTN罚款22.5万英镑，原因是CGTN在香港的报导中没有恪守中立原则，并播放“被迫认罪”影片，侵犯隐私和进行不公正报导。随后，瑞典和挪威的特里亚公司也相继停播CGTN。

但在英国吊销CGTN执照之后，CGTN转向了法国，最终法国批准了CGTN的申请。英国通讯管理局随后确认CGTN受法国管辖，根据《欧洲跨境电视公约》有权在英国播出。这一决定引发广泛争议。

《泰晤士报》的报导中引述英国保守党前党魁施志安（Sir Iain Duncan Smith）的呼吁表示，英国政府应该制裁CGTN，CGTN会给全英国带来危险，是潜在的共产主义者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