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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群:事出反常必有妖 习近平再临险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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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巨变将至,习近平将扮演什么角色?值得关注

继中美贸易战、香港反送中、台湾总统大选之后,习近平现在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武汉肺炎”疫情的蔓延。

众多迹象表明,“武汉肺炎”是中共制造的人祸。这个人祸正在影响1100万武汉人、6000万湖北人、14亿中国人,乃至许多外国人。

“武汉肺炎”是人祸突出表现有四:一是致病的新型冠状病毒很可能是“人工编辑”并外泄的;二是已有的疫情网络直报系统失灵;三是官员互相推卸责任;四是有人或已借机把矛头指向习近平。

关于第一点。印度科学家和中国科学家都发现病毒可能存在“人工编辑”问题。9位印度生物学家在病毒中发现植入了艾滋病病毒基因。3位中国科学家发现病毒中精确换掉了4个关键蛋白。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家陆柔剑认为,“(自然)重组可能不是该病毒出现的原因”。来自不同患者的病毒序列的同源性超过99.9%表明,病毒“是在很短时间内自一个起源地产生的”。

如果病毒确实经过“人工编辑”并外泄,武汉P4实验室嫌疑最大,因为它是中国最大、最顶级、专门研究全世界最毒病毒的研究机构,只有它有能力干这个。

2015年11月9日,P4实验室研究人员石正丽等在《NatureMedicine》(自然医学)发表论文《一簇源于蝙蝠的类似SARS冠状病毒,显示出了传给人类的潜能》。其中专门谈到:“我们构建了一种嵌合病毒”,并称这种病毒为“杂交病毒”;还说“在此基础上,我们合成了一株具有感染性的全长SHC014重组病毒”。

据《自由时报》报导,石正丽研究团队透过病毒基因重组技术,将中国马蹄蝠身上的病毒和小老鼠的SARS病毒重组,产生的新病毒得以与人体的血管收缩素转化酶2(ACE2)结合,能有效感染人类呼吸道细胞,毒性相当大。

巴黎巴斯德研究所的病毒学家SimonWain-Hobson表示,研究人员创造了一种新型病毒,“如果病毒逃脱了,没有人能够预测其发展轨迹”。

关于第二点。1月30日,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透露,2003年SARS之后,中国花重金建立了传染病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信息系统(简称网络直报系统),这套系统“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横向覆盖全国,纵向“到乡镇卫生院的电脑里都可以看到”,只要发现传染性病例、尤其是不明原因肺炎,医院都要直接在这套系统上报告病例,包括中国疾控中心在内的各级疾控部门都能第一时间了解情况。“任何一级疾控中心,哪怕是个县疾控中心,都有自由裁量权,出现了流行病,他就应该处理”。

杨功焕说,这套系统一直运行良好,但是,在这次监测“武汉肺炎”疫情时,却失灵了。这到底是为什么?背后是不是有不可告人的阴谋?

关于第三点,武汉市长周先旺称国务院未授权,不敢披露疫情;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说,检测权下放湖北前,样本必须送北京。这等于把责任推给国务院。有报道称,国务院向中共中央做了报告,计划提升武汉的防治戒备并通报全国,但中共中央没有批准。这等于把国务院的责任推到习近平头上。

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谈到的情况非常反常。武汉P4实验室是全中国最先进的病毒研究机构。疫情发生后,中央有人要求病毒样本必须送北京检测,却不让P4研究所检测。如此舍近求远是为什么?到底是谁下的这个命令?背后是否有不可告人的阴谋?

关于第四点,1月20日,习近平就“武汉肺炎”作出指示。第二天,1月21日,中央政法委微信公众号“长安剑”发表了一篇语气非常严厉的文章。

文章在引述习近平的指示“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之后说,“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行动。“谁把政客的面子,看得比人民利益还重,谁就是党和人民的千古罪人。谁为了一己之利,刻意迟报瞒报,谁就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近年来,中共高层各派之间斗得你死我活,其中,江泽民派系与习近平派系之间的斗争最激烈。江派利用一切机会,企图将习近平赶下台,由江派的人取而代之。

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是江派代表人物。因此,“长安剑”实际上是江派的传场筒。在去年镇压香港反送中运动中,“长安剑”一蹦三丈高,大骂香港首富李嘉诚,大声为开枪杀人的黑警撑腰打气,故意存心激化矛盾,目的是使香港乱到不能再乱了,迫使习近平派军队镇压,最后,在国际制裁下,把习赶下台。

此计最终没得逞。“武汉肺炎”一出来,“长安剑”立即迫不及待跳出来,又是痛斥“千古罪人”,又是要将谁谁谁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些话,表面说得硬梆梆,似乎“一身正气”。联想去年“长安剑”唯恐香港不乱的极端邪恶,就不得不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在我看来,其真实矛头是指向习近平,大有向习近平兴师问罪之意。

或许这正是1月25日成立中央应对疫情领导小组时,习近平将两个江派大员,分管医疗卫生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排除在外的真正原因所在。

关于病毒经过“人工编辑”和外泄,时政评论员夏小强认为,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实验人员操作不当或没做好防护工作不慎泄露;二是中共高层在激烈内斗中失势的一方,用“超限战”方式,人为地释放出病毒,制造瘟疫来对付政敌,同时也制造翻盘的机会。

对于第二种可能,也不能排除。谁是这个“失势的一方”?很显然,是被习近平夺了权的江泽民及其“军师”曾庆红。

此前,我曾多次谈到,江泽民、曾庆红是中共最黑恶势力的总代表。过去20年里,他们连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样“人神共愤”的坏事都敢干,还有什么不敢干?

近两年来,习近平为了保党,在中美贸易、香港反送中、台湾总统大选等问题上,一错再错,导致海内外骂声一片。

如果在“武汉肺炎”问题上继续错下去,危险至极。

习近平能否化险为夷,就看他在善恶间如何选了。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王馨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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