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智官：文革“小小老百姓”陈伯达

“牛鬼蛇神”陈伯达

五十年前，每提文革，總加前綴“史無前例”，五十年後追憶

文革还“史无后例”。轰轰烈烈的文革，以疾风暴雨峻厉豪放的正剧开场，最后成无所不包的杂剧：有癫狂迷乱恣意妄行的闹剧；

有反諷荒誕滑稽突的諧劇;有格殺互害不知所為的悲劇。

陳伯達就是其中一個蹩腳“演員”。

一九六六年，陈伯达被毛“莫名其妙”地拉上台当“主角”，一九七○年又被毛拿出来“祭旗”，被毫不留情一脚踢下台。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陈伯达刚带领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就发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鼓噪起文革高潮，地、富、反、坏、右、资本家、叛徒、特务、走资派及资产阶级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等臭老九先后被网进牛鬼蛇神队伍，被“打得落花流水”。

现世现报，一九七一年，全国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报刊上给陈伯达扣上无数帽子：“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军事俱乐部成员、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头面人物、尊孔派、大儒、野心家、伪君子、反共老手、政治骗子、黑秀才••••••”牛鬼蛇神的各种名号麕集他一身。

“十恶不赦”的陈伯达为此遭囹圄之灾，当他被押进秦城监狱，面对牢门时禁不住大叫：“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我救过毛主席！”

一九四八年春的一天，国民党飞机轰炸阜平，陈伯达去叫毛离开屋子，毛逃过一劫••••••他临危邀功，却软化不了残暴主子手上的屠刀。

幾十年前，當陳伯達走進毛時，絕沒料到會有這樣的下場。

延安演講時人生的轉捩點

陈伯达一九三七年奔赴延安。最初，他在陕北公学等处任教，并未受重用。一次，他在座谈会上谈孙中山思想的两个两重性见解，在座的毛发现了他的才学，调他来任军委主席（毛泽东办公室）副秘书长。延安整风时，他写文章宣扬毛是中共唯一正确的最高领袖，随后在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一九四三年抗日时期，陈伯达在毛指导下撰写《评【中国之命运】》；在国共内战时期写《蒋宋孔陈——中国四大家族》、《人民公敌蒋介石》等小册子，大势进行反蒋反国民党政府宣传，以此博得中共首席理论家称号。

中共建政后，陈伯达担任中宣部副部长，参与起草许多重要文献：一九四九年的《共同纲领》(即临时宪法)；一九五三年的《宪法草案》；一九五八年的八大《政治报告》；一九六一年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一九五六年中共创办理论刊物《红旗》，他任总编辑。同年，他当上了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

文革中被推到權力頂層

毛泽东搞文革的目的是“诛杀一批有异心的建国功臣”，其手段就是重用文痞刀笔吏舆论现行。陈伯达“得风气之先”，他在四清运动期间起草《二十三条》中就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次年，他在起草《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两个文革纲领性文件中再三强调这个论点。在工作组问题上，他与刘、邓意见相左主张撤销，站在了毛的“正确路线”一边。

论功行赏，毛点将陈伯达当文革小组长，并让他在中央全会上跃升为排名第五的政治局常委。八月十八日，毛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其貌不扬的小个子陈伯达紧随毛、林、周，在登上天安门城楼亮相的同时，也登上了人生的峰巅，一夜间名扬全国。

陈伯达从此进入他受审时自认的“发疯的时刻，”制造或参与了不少大案。他在揪斗刘少奇的报告上添加邓（小平）陶（铸）夫妇的名字；他和谢富治一起清查“中国（马列）共产党”案，怀疑朱德、陈毅等一批元帅、副总理等人组党搞政变；他在迫害陆定一的材料上批示“给陆定一戴上手铐、降低生活标准、交红卫兵审判”；他参与整肃的“冀东党大冤案”最为惨烈，受株连者八万多人，其中近三千人被迫害致死，七百多人致残。

“我是小小老百姓”

然而，陈伯达毕竟有传统文人的一面，在丧失理智的狂乱中不时显露一点残存的仁义。

文革初期盛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陈伯达认为这是剥削阶级的反动血统论，随即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在抄家批斗肆虐时，他指示北京市委发出“不许私设公堂、拘留所”等内容的布告。

陈伯达的尴尬在于，他担着文革组长盛名，但文革小组的事都由副组长江青说了算，他常因持异见而受江青和康生训斥，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等人也不把他放在眼里。上海发生安亭事件，工人造反队阻断铁路交通，他指示“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工人应回厂搞好生产”。张春桥却说“革命也是大道理”。武斗白热化时，他主张收缴群众组织的武器，江青却提倡“文攻武卫”。他在文革中常把“我是小小老百姓”挂在上，从他在文革小组的处境可知，这句口头禅既是自谦也不無自嘲意味。

糊里糊塗遭滅頂之災

受江青集团奚讽冷落的陈伯达，只好去林彪集团取暖。九大召开时，他为林彪起草政治报告，提出中心工作应该从搞运动转向抓经济建设。张春桥和姚文元起草的另一份报告的中心思想是“继续革命”。他批张、姚的报告是“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张春桥反驳他的报告是“唯生产力论”。最后毛采用张、姚的報告，他感到遭毛遺棄，大哭了一場。

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附和林彪的意见，赞成设国家主席，还高调宣讲天才论。他天真地认为，称颂毛是天才以对抗张春桥总不会错，讵料毛拿他当靶子敲打林彪，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把他骂得一钱不值：“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我们“决不能。跟陳伯達的謠言和詭辯混在一起“毛一字千鈞地宣告了他的末日。

百無一用是書生

陈伯达本是性格懦弱的“老夫子”“书呆子”（江青骂他的话），被奸佞枭雄毛招到手下为官，惜乎，他学得了毛的野心和权欲，却始终搞不懂毛的权术，他投机取巧左右逢源，却动辄得咎弄巧成拙。他赞同彭德怀上书，又转头痛斥彭有“反骨”；他帮刘少奇修改《修养》，文革后又批《修养》“反动”；最后，他因為林彪的天才論做註解而成為替罪羊。

陈伯达在受审时自责：“我是一个犯了大罪的人，我的一生是个悲剧，我是一个悲剧人物。”但他至死认识不到悲剧的根源，晚年还重申，“永远感念毛主席”，他这个“学生犯了大罪，不成器，是不能怪先生的。”可怜的文革“小小老百姓”，是被皇帝杀头还坚守“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感恩戴德的腐儒，是被共产黨這部絞肉機碾成齏粉還甘為零件的順服工具。

夫复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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