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写了一篇风靡全国的《出身论》

遇罗克，因为父母都被打成右派，1960年参加高考时，全班只有两个人没有接到录取通知书，一个是他，一个是小偷学生。1962年遇罗克以社会青年身份再 次参加高考，结果一样。失望的遇罗克选择报名参军，很遗憾，他连体检的资格都没有。为了帮补家里生计，遇罗克在小学做代课老师，因出身问题被辞退，后到北 京人民机器厂当学徒工。

1965年11月，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毛泽东支持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 火线。1966年2月，遇罗克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反对姚文元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写到： “敢道他人之不敢道，敢言他人之不敢言，足以使朋友们读了振奋……天下之大，谁敢如我全盘否定姚文元呢？”那是，遇罗克这胆还真没多少人有，所以，他在8 月就被厂里的保卫科带进“学习班”里审查反省去了。其实，按照当时的气氛，保卫科反应还是太迟了。因为遇罗克的思想一直很“反动”。

为什么这么说呢？ 看他的日记便明白了,1966年2月记到：“陈（伯达）不该用吹捧封建统治者的词句来颂扬毛，如此吹捧，人民的力量何在呢？”1966年5月记到： “共青团中央号召，对毛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把真理当成宗教，任何理论都是有极限的，所谓无限是毫无道理的。乒乓球队获胜是因为毛泽东政治思想挂帅， 那么，人们不禁要问，篮球队不也学习“毛著作”吗？苏联队不是没学吗？为什么中国队败给苏联呢？讲不出来了。这是用政治讲不通的问题。知道走错了路，而又 不敢回头的人，必然用歪理来解释真理。”1966年6月记到：“小牌坊小学四年级的一个老师自杀了，小学生冲动起来，连校长也给打了。小学生是没有分析能 力的，这种盲动，真的像新市委所云‘是可爱的’吗？欧洲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儿童也从家里跑出来东征去了。结果呢？被商人卖给萨拉森做奴隶去了。”这样的思 想，绝对的大逆不道啊！遇罗克从学习班回到家中，应该是没有学习到什么，因为他开始撰写《出身论》这篇宏文了，这文章的思想不可能是在工厂的“学习班”里 学得到的。那为什么遇罗克会想到写《出身论》呢？1966年7月2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儿子谭力夫在北京航空学院附中贴出了以“鬼见愁”署 名的、传播到全国的对联。这副对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后来这副对联的横批又从“基本如此”演变成“绝对如此”）。 8月1日晚，对联被贴到北大、清华、人大等高校。8月2日下午，北航附中红卫兵组织近千人到清华大学校内游行，以对联为主要口号。遇罗克听到这对联时，联 想到自己的遭遇，触动很深，他无法再忍受下去了，他要爆发：“家庭出身问题是长期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个问题牵涉面很广。如果说地富反坏右分子占全国人 口的5％，那么他们的子女及其近亲就要比这个数字多好几倍（还不算资本家、历史不清白分子、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更没有算上职员、富裕中农、中农阶级的子 女）。不难设想，非红五类出身的青年是一个怎样庞大的数字。”

遇罗克直批那幅对联：“先从一副流毒极广的对联谈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辩论这副对联的过程，就是对出身不好的青年侮辱的过 程。因为这样辩论的最好结果，也无非他们不算是个混蛋而已。……其实这副对联的上半联是从封建社会的山大王窦尔敦那里借来的。难道批判窦尔敦还需要多少勇 气吗？……这副对联不是真理，是绝对的错误。它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说穿了，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 老子超过了一切。……你真的承认内因起决定作用吗？那么，你就不 应该认为老子的影响比甚么都强大。否则，只能表明你的思想混乱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了。”理论批判后，遇罗克用事例证明了当时血统论的盛行危害：“每年大学招 收完毕，前高教部总发表公告：‘本年优先录取了大批工农子弟、革干子弟。’不少大学几乎完全不招收黑五类子女。大学中的重要科系就更不用提了。学校则以设 立‘工农革干班’为荣。……工厂这种现象也很普遍。凡是近三、四年提升的行政干部，几乎无一例外是出身好的。就连先进工作者候选名单上也有出身这一栏。有 的工厂还规定，出身不好的师傅不许带徒工，不许操作精密机床。……没有普及中学教育的农村，能够上初中的，要教师、贫协、大队长三结合进行推荐。当然，他 们谁肯为出身不好的少年背黑锅呢？大队长介绍说：“这个娃出身好，又听话，肯干活，就是他吧！”这样的，就上初中。农村中有的地区曾规定：小学升初中时， 出身占六十分，表现占二十分，学习成绩占五分，其他占十五分。”在文章结尾，遇罗克愤怒地写到：“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更加深化了，反而 将矛盾扩大化、公开化了。残酷的‘连根拔’，极尽侮辱之能事的所谓‘辩论’，以及搜身、辱骂、拘留、殴打等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破坏这一部分青年人生活的正常 秩序的种种手段，剥夺他们政治权利的种种措施全都出现了。一切受压抑的革命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 1966 年10月，北京街头贴出几百份油印的以“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署名的《出身论》大字报，反响出乎遇罗克的意料。北京四中学生与遇罗克的弟弟一同办起《中 学生文革报》，1967年1月18日出版的第一期全文刊载《出身论》。首印3万份，被一抢而空，再印6万分，又一抢而空。《中学生文革报》声名远扬，无数 读者来信从各地寄来。1967年4月，“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公开表态：“《出身论》是大毒草，它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 攻。”《中学生文革报》被勒令停刊。1968年1月，遇罗克被捕，罪名是“大造反革命舆论”、“思想反动透顶”、“扬言要暗杀”、“组织反革命小集团” 等。在狱中，同狱者张郎郎问遇罗克：“你为一篇文章栽进来，值不值？”遇罗克说：“值啊，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属于弱势群体，没人能发出声音来，现在有这个机 会那我就喊得声大点，喊得声大肯定会付出代价，付出什么代价我都值了。”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十万人大会上，遇罗克被宣判死刑并被执行枪 决，时年27岁。

1979年11月，北京市中级法院宣告“遇罗克无罪”。遇罗克曾经说：“历史是会估价我的功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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