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刘少奇毁掉的三个子女

刘允斌“自杀”成谜

刘少奇也曾经是一个狂热、极左、充满革命斗争观念的共产党领导者。他的粗暴和不近情理曾一度摧毁了他三个子女的异国爱情。

长子刘允斌生于一九二五年，一九三九年暑假期间，刘允斌跟着周恩来的飞机到苏联上学。先是在教养院生活，一九四五年二月考入莫斯科钢铁学院，同年加入共产党，成为那些从延安去苏联学习的第一批入党的党员。不久，他又转入苏联第一流大学莫斯科大学化学系学习。大学毕业后，他又顺利考上了研究生，是那批留苏学生中唯一获得副博士学位的人。

在莫斯科，刘允斌与一位苏联老红军战士的女儿相爱并结了婚，不久生了一个儿子。然而，由于中苏关系出现裂痕，刘少奇要求刘允斌返回中国。

在那个革命年代，刘允斌在祖国和爱情之间选择了前者。他曾规劝妻子玛拉和他一同到中国去。但是，玛拉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怎能背叛自己的祖国呢？结果，为了祖国和革命，他们离婚了，儿子也留在了莫斯科。也就是说，刘少奇的长孙至今还在俄国。

刘允斌回国后到了地处西北戈壁荒原的核实验基地，担任了副总工程师兼一个部门的党委书记。在戈壁沙漠上，他重新组织了自己新的家庭，女方是女技师。他们婚后生育了两个男孩。

“文革”风暴席卷全国后，刘允斌被诬指为“白专典型”、“特务”、“反革命修主义分子”，遭到残酷批斗。因为批判和围攻他最无情的恰恰都是那些过去对他竭尽献媚的“朋友”，所以一下摧毁了他从小即信奉的那个精神偶像–共产主义道德。随着肉体被无情折磨，他的精神也崩溃了。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也就是他父亲死亡前两年，有人在包头市郊的铁轨上发现了他被车轮碾碎了的身体(日本人屋崎庄太郎所著的《刘少奇的悲剧》中称刘允斌死于房山县)，时年仅四十二岁。

当时的公安机关和刘允斌所在的北京原子能研究所(在房山县，后来的著名民主运动领袖王军涛曾在那里工作过)认定他是“畏罪自杀”。然而，也有人看见他是被殴打断气后，才扔在铁轨上的。

爱情经历不幸的刘爱琴

刘爱琴生于一九二七年，刘爱琴同哥哥一起去了苏联，就学于教养院。刘爱琴同班中有位男同学是三十年代名扬世界的伊巴露丽的外甥。于是，刘少奇和伊巴露丽这两位中共和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就结上了姻亲关系。

但是，两个肤色不同的年轻人在恋爱期间，似乎双方都不知道对方的家庭背景。刘少奇到苏联开会时，刘爱琴拿了刊登有刘少奇照片的报纸对未婚夫说：这就是我父亲，我们应该去见他。当时那位西班牙青年还以为她是在开玩笑。

刘少奇对女儿的婚姻选择同样不满意。他不希望自己的女儿成为外国人的妻子，同时他也不喜欢伊巴露丽。一九四九年七月，刘爱琴在莫斯科通讯技术学校毕业了。正好这时刘少奇去苏联访问，就把女儿带了回来。刘爱琴是个天生性格柔顺的姑娘，不敢违抗父命，只是希望自己的丈夫也能随她一起到中国，她的丈夫也表示愿意这样做，但遭到了刘少奇的无情拒绝。刘爱琴无奈，只好带着她和西班牙青年的爱情结晶离开了丈夫。

刘爱琴回国后经过争取，父亲又同意她在人民大学毕业后回到苏联工作了一段时间。六十年代初，她回北京探亲，没想到父亲对她说：中苏关系恶化了，你不能再回苏联工作了。刘爱琴不愿意，哭闹着要回去，父亲坚持不准，刘爱琴一怒之下把护照摔在父亲身上。

事隔六七年以后，刘爱琴只好同意嫁给了一个“政治条件非常好”，但相貌丑陋的男人。婚后她生了三个孩子。刘少奇倒台后，那个“政治条件好”的男人带着三个孩子离她而去。

一九五八年，刘爱琴在父亲的督促下，下放到了内蒙古草原工作，一干就是二十年。“文革”中，刘爱琴没有像她的几个异母弟妹一样进共产党正式的监狱，但也一度被关进了“群众专政”的“牛棚”。

在边陲地区的政治风暴不如北京严酷，刘爱琴才得以保住自己的一条性命。在她的记忆里，父亲对子女的严厉有时竟到了不能忍受的地步。刘少奇平反后，刘爱琴先是在河北石家庄工作，后调回北京，在中国警官大学担任俄语教授。

在刘少奇的追悼会上，刘爱琴久久立在父亲的遗像前发痴。与会者描述说：“她当时已是满脸皱纹，身体瘦弱而且有些驼背，看上去比王光美还要大十岁。”

“文革”中的落难当然可以记在毛泽东的账上，但她一生中的种种坎坷，尤其是爱情经历的不幸，说到底还是他那专横而不近情理的父亲一手造成的。

第一个反刘的人是自己儿子

不管我们今天怎样理解刘少奇当时的行为，他对次子刘允若的残酷已违背了他作为父亲该有的人性，即使是出于革命斗争的需要或者“望子成龙”的迫切心情。

一九五四年，他凭自己的考试成绩，进了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无线电仪表专业。本来，刘允若爱好新闻和文学写作，这方面的基础也比较扎实，但党的需要却让他选择工科。

因而他一直没有学习热情，与同学的关系也处得很不融洽，闹着要留级或转系，以达到改学自己喜爱的专业和再不必与自己不喜欢的人打交道的目的。刘少奇为此先后几次写信给他，批评了他的错误，并指示中共驻苏大使馆对他严加约束。

后来，刘允若被迫回心转意，并和苏联姑娘相爱。异国情侣筹备结婚时，未毕业的刘允若接到了让他回国的通知，是刘少奇下达的。刘允若以为只是让他回国休假，回到北京才知道上当了。

爱情把他折磨得像个疯子。他既不像刘允斌那样能自我克制，也不像姊姊那样软弱，想尽一切办法要重返苏联。有一次，刘少奇到苏联访问，他吵闹着要一起去，结果刘少奇出发时，家里人谁也不能到机场送行，“陪”他在家。

刘允若无数次努力都失败了，就连给那位苏联姑娘写信也遭到禁止。他痛苦到了极点，狂喊：“你们既不让我活，就把我拉到刑场上绞死吧。喔，想起来了，还不如一发子弹打死我算了！不管在哪，如果不能实现我的愿望，我，活着也就毫无所成，还不如死掉好。”

为了刘允若的事，刘少奇和王光美几次找他所在的七机部某研究所，研究如何帮助、挽救刘允若的“专案”。刘少奇甚至给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及邓小平、彭真、罗瑞卿、杨尚昆等人写了同样内容的信，希望得到党的帮助。

于是，由领导部门出面，给刘允若介绍了几位年轻、貌美的未婚女性，但都未曾打动他。后来，王光美发现刘允若看过电影《五朵金花》后对女主角杨丽坤颇有好感，于是立刻差专人到云南昆明征询杨氏的意见，没想到这位女演员对当国家主席的儿媳妇没有兴趣，声称已有了男朋友。

刘允若不仅在爱情上有独立执着的追求，思想上也追求西方。他不学毛泽东的著作，爱读俄国小说。在家里，他常常愤愤不平地对弟妹们说：“在中国没有自由”； “中国人都在瞪着眼撒谎，特别是政治家，都是专门制造谎言的”；“在中国没法取得成果，没有发展，这是政治挂帅的结果。”

刘允若成了家里的第一个叛逆者。刘少奇为此让王光美到七机部指责刘允若“不是思想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右派。他在本质上是反对他父亲，反对我们社会主义的。”刘少奇甚至还专门给党中央打了报告，要求处理刘允若。

刘少奇这一“大义灭亲”的举动等于是葬送了儿子的一生。他被定性为“敌我矛盾”，并下达处理指示：一，对他必须严加管束，应该让他下放劳动。现在没有必要提出爱人问题和入党问题；二，把他迁出北京，到其他地方劳动；三，加强对他的审查，必须调查他有没有泄密的问题。

文革爆发后，刘允若是家中第一个起来造反的，他甚至写信给在内蒙的姊姊和哥哥：“准备好材料”，回到北京一同批判、揭发刘少奇。同时，积蓄已久的对中共各级领导部门和中共政治种种弊病的不满，也促使他大胆地站出来在造反派的行列里冲锋陷阵。他当上了七机部“九二”红卫兵组织的一员大将，造反派的领导人。但意气风发没有几天，江青就公开宣布：“刘允若里通外国，马上逮捕。”当时刘少奇、王光美还未被打倒。

知情人说，刘允若当时的表现很有气魄，他获悉江青下令抓他的消息后，自己跑到公安局要求给他戴上手铐免得大家浪费时间。他揶揄公安人员说。

刘允若被投入北京第一监狱，在著名的写字楼里与陆定一的儿子陆德等一批中共高干子女关在一起，后来又被迁往第二监狱、秦城监狱，整整被关押了八年。

由于监狱条件恶劣，生活艰苦，他先后患上了脊椎结核和植物神经紊乱等多种疾病。一九七四年被释放时，曾与仍在秦城监狱里的王光美见了一面，母子双双以泪洗面，感慨万端，往日种种积怨随之消散。

一九七七年，刘允若突患急性肺炎不治，孤独地病死在医院里，时年还不到五十岁。终生没有婚配，身后倒也无牵无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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